在中国当代文学中，“70后”与其他代际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出生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和发展期，亲历着也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位置和格局的变化，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起步于一个具有过渡性与敞开性的广阔场域。这个背景也为“70后”女作家带来了有别于以往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和书写方式。她们兼顾乡村、县镇和城市三种地理空间，不再拘囿于女性的叙事视角，也不再迷恋于对身体、欲望“小世界”的探索，而更关注通过女性的漂泊、成长和命运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更敏锐于现代化大都市为女性提供的多维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为她们的写作带来了新的美学气象。

一、乡村书写的趋实化与公共话题的表述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是集体化共有的“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故乡”，对此，“70后”女作家做出了种种还原、辨认和书写。她们对于乡村的讲述经历了从浪漫到写实、从追忆到非虚构、从诗学到社会学的趋实化过程，这契合着或者说反映了中国乡村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既是现代性进程中资本力量的强大驱动力和裹挟所致，也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心理、道德、精神、观念等层面上的变迁。

这是出生于“后革命”时期一代女作家笔下的乡村：古老、安恬、平静、松弛，曾经的暴力创伤隐没在平淡如水静谧如诗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多采用童年视角，将对于故乡的情怀化作伦理、情感、节气等传统乡村主题呈现出来。

“乡村爱情”和“乡村女性”依然是“70后”女作家的重要书写对象，但即便是在“走出去”这类典型的女性成长故事里，她们所要呈现的也不再是男权／父权／夫权对于女性的压迫，而是更加错综复杂的自我成长、时代选择、故园想象，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为镜像。

在以往的性别叙事里，女性走向外面的世界往往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这种模式隐含着深刻的性别意识的觉醒。“70后”女作家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思想与文化思潮对她们的成长有着潜在的塑形作用。此外，那个时代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写作也为她们提供了超越“女性”意识的基础。可以说，“70后”女作家的性别书写是在前辈女作家开掘出来的领域里进行的继续深化和再拓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70后”女作家出生和成长期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是桃花源和乌托邦，而是承受着中国现代性发展后果的现实化存在。当“70后”女作家面对被资本和经济发展强力修改的乡村现实时，她们的叙事态度由浪漫的追忆转为了严肃的写实，用省思性的笔触代替了天真无忧的诗性书写，用结实有力的文字绘下了满目疮痍的故乡。

“70后”女作家的乡村书写突破或者说祛除了“女性”性，将性别书写扩展为了现代性语境下乡土中国的广阔表述。农业的发展、村庄的生态恶化、农民的流转迁徙、家族的结构变迁、土地交易、招商引资、拆迁、污染、留守、婚变、谋杀、打工，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话题。在关于乡村的叙事中，“70后”女作家彰显出了她们作为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深切情怀。

二、县镇书写的交界性与叙事的跨学科价值

近年来，“小城镇”作为一个在理论与批评实践上渐趋成熟的词语，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这个词最早发端于社会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提出“小城镇”的概念，它指的是“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费孝通提议要把小城镇建设成“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解决“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等问题。可见，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

对于“70后”来说，“小城镇”是他们写作的“常态与基本样态”。作为“城”与“乡”之间的“飞地”般的过渡，县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没有鲜明对立的贫富阶层和精英—底层差异，同时也和由宗族礼仪维系的乡村保持着距离，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经济症候与市场化法则相碰撞，混杂性地生成了具有金钱、权力、时尚、欲望等“萌芽”的微缩型现代化存在。这是一个激荡着向往与困惑、灼热与不安、欲望与渴求等诸多元素的“幻影汇集”（phantasmagoria）之地，从这个场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堪称“中国碎片化社会空间内部的特殊拓扑学”。

对于“70后”女作家来说，县镇是她们的出生和成长地，也是她们在从乡村走向大城市过程中的中间地域，她们的县镇书写糅合着真实的经验。她们从坚硬的时间之核里剥出具有文学化可能的材料，携带着模糊漫漶的记忆返回到遥远的背景之中，以敏锐、才华、灵性、技巧重现这一代女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县镇度过的少女岁月，缝合起了时代变迁与个人成长之间的界面。由于她们的童年是在“后革命”时期的破碎、失序、无人看管的自由与欢乐之中度过的，她们书写的童年记忆也脱离了传统长篇的宏伟架构和复杂叙事层，只有情感的荡漾、情绪的氲氤和细小的片断。

关于少女时代的书写，“70后”女作家将之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连结起来。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风靡县镇，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上海滩》《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的音乐和邓丽君、谭咏麟、张学友、陈百强、刘文正、费翔等港台歌手的歌，录像厅放映着周润发、刘德华、张国荣、钟楚红、林青霞的片子，爵士、PUNK、摇滚、蓝调成为同好者的共同话题，丰富的港台和西方文化让这代人意识到，“人”原来可以有如此充沛的情感、如此自由的舒展。

在县镇这个介于农业／商业、传统／现代、稳定／流动之间的过渡地带，少女的成长无疑也难以避开市场经济的影响。县镇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都市的“cosplay”，街道、诊所、邮政所、电影院、饮食店、百货店、学校、派出所、税务局、政府等公共空间一应俱全，它们派生出的经济关系无形中决定了县镇的社会生态和生存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县镇一方面保持着古老恒定的某种形态，另一方面遭受着外来经济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的变化。此外，小说还具有普遍性意义地刻画出了“乡下人进城”这一改革开放以来突出的人口迁徙现象：这二十年来，正是大量中国人热衷离开的年代。他们拖家带口，吆三喝四，从故土奔赴异乡，从异乡奔赴另一个异乡。他们怀着理想、热情，无数张脸被烧得通红扭曲，变了人形。在这里，女性的身体不再具有性、欲望、隐秘花园的意味，而成为小城人对大城市生活、空间流动、女性身份变化等陌生而“可疑”的现代性经验的辨认通道。

在“70后”女作家的书写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断遭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县镇场景得以复现，它琐碎、凌乱、平庸、真实，发生于其间的女性命运、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具象化地呈现出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诸多小型的交界性、过渡性的尝试。可以说，“70后”女作家通过县镇书写展现的，不仅仅是文学和性别命题，还有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的价值。

三、城市书写的多维化与走向形而上的叙事

“70后”作家大多在城市读书和工作，他们的性格、心智、情感、观念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多元化的城市文化所塑造的。城市作为“松绑和解除小镇与村庄严密阶层化纽带的场域”，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贴近和亲密。因为在城市中，女性摆脱了以体力为衡量标准来确立家庭地位的乡村观念和主流历史剩余物的存在界定，具有了“社会性成人”（social adults）的特征，从而将女性／男性之间的家庭／社会、消耗价值／创造价值、家务性劳动／交换性劳动等对立关系转变为了趋于平等的状态。此外，城市生活幽微繁复的变化、亮丽多彩的色调、变动不居的质地以及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也更加契合女性善感、敏锐、细腻、多变的特质。

“70后”女作家的城市写作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同向同构，城市生活的多元、城市经验的鲜活、城市空间的意象，在她们手上得到了复杂而生动的展现，她们的城市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之前的写作。这种超越性还体现在，她们将诸多传统话题写出具有城市与时代特色的新意。以“女性的成长和奋斗”这一主题为例，她们不但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贯穿起了不同的地域和阶层，也使之成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变化的最佳“窗口”。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遽推进的现代性进程，中国社会固有的阶层发生了分化、瓦解和重组。“70后”女作家对于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物的生活有所记录，有所展现，她们带着理解的同情进行书写，超越了21世纪初“底层写作”的狭隘、焦虑、报复、冷酷等叙事痼疾。黄咏梅擅长讲述“卑微者”和“游荡者”的故事。对于“70后”女作家来说，城市空间的多样化带来了她们在两性关系上的自主意识。她们将女性的依附型、顺从型婚恋转变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婚姻关系中也得到了再现。在传统的性别叙事里，“家庭”被看成女性所属的地方，它是“稳定性、可靠性和真实性的来源”。“70后”女作家对于这一结论显然并不认同，她们将婚姻关系中的性别位置进行了转换，女性作为主动性的一方决定着情感的重量和方向。

与“贤妻良母”模式同时被解构的，是办公室（单位）这一公共空间所对应的女性固有形象。当“70后”女作家将职业女性所处的空间进行挪移和陌生化处理后，她们就被还原为了最原始、最真实的个体自我。“70后”女作家已经人到中年。相比起男作家，她们对于年龄、面貌、皮肤、肉身的变化要敏感得多，这集中体现在“身体／身份”这个范畴的书写中。“身体”与自我认同相关，“身份”与社会认知相关，两者最大限度地体现着她们的认知困局。

由身及心，由外而内，“70后”女作家在对自我进行探索时，她们同时也在探讨一个更具永恒性和终极意义的命题：作为个体生存于世，我们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终将是一场虚无，那么“我”的边界和范畴在哪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她们将身份认知的难度和对肉身松弛衰败的惊骇同时融入对于生命的思索之中时，那份形而上的辽阔和深邃便将她们与此前的性别书写区别开来。

结语

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70后”女作家的创作风貌，将她们从单纯的“女性”视野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她们以中性阔大的气度，她们的写作可以视为一种“超越性”的写作。这个概念见于苏珊· 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eidman）的著述。她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在于“超越”传统的女作家批评与女性文学批评的视角，融汇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理论，建立起新的“社会身份疆界说”体系。“70后”女作家“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写作，她们的“超越性”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现：由女性而男性，由个人而群体，由自我而社会，由单一而多维。

从叙事题材上来看，由于“70后”女作家生活在相对宁静平和的氛围里，她们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舶来文化、长辈言传身教等间接经验补充相对贫乏的直接经验，着力书写的是“房屋，街道，楼顶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等日常生活，这使得她们不会像前辈女作家那样对性别和女性气质进行反复强调。平静内向的生活给她们的写作带来了明显的特点。她们擅长琢磨人物、细节、物象并从中获取审美的快感，能够精准生动地把握女性人物的情感与情绪变化，从而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领域进行镶嵌与糅合。

从叙事视角来看，“70后”女作家不再拘泥于女性的视角，她们多通过第三人称甚至是男性视角展开叙述，朱文颖的《戴女士与蓝》通篇都是男性第一视角，在上海与日本两个空间的交叉闪回中写出了一段雾里看花的情感关系。魏微的《拐弯的夏天》以第一人称写一段姐弟恋，在中年男人的回忆里荡漾着激情热烈的波澜。男性视角在戴来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给我手纸》《顺便吃顿饭》《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展现出了中年男性陷入婚姻、家庭生活的绝望之中但又不敢、不能让绝望发生的状态，写出了生活的荒芜、麻木和无聊。

从美学风格来看，“70后”女作家拒绝女性私语化的沉溺，而倾向于“去女性化”的简洁、轻淡。朱文颖和黄咏梅重提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雌雄同体”概念，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作家的风格。戴来称自己的写作是“中性地站在生活之外”。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将作家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阵营，戴来应该是处于这两者的中间：“细腻和敏感，理性而节制，使得她的作品酸碱度刚好中和了。”“中性”也好，“中和”也罢，都是对“超越性”这个概念的美学呼应。

“70后”女作家的城乡书写关联着逐渐深化的社会范畴，彰显出了性别书写的新质地、新特征：少“女性”而多“中性”、少主观而多客观、少私密而多日常。她们的书写广泛地连接起了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城市化、现代性等问题，从而使得性别写作获得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为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延续着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