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伊凡习惯将人比作羊群，怯懦、温顺、愚蠢、盲从的羊群。上个世纪，农村的娃儿们就像这羊群，赶到哪就往哪里走，女娃被赶了半辈子，男娃被赶了一辈子。曾经，上大学是农村娃儿脱群的出路。但这条路似乎总是隔着一条娃儿与希望的鸿沟，让“脱群”也变成了一种选择。

陈忠实就是这“脱群”中的一只羊，但是，他不疯不野，许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一直秉持着“发乎情，止乎礼义”，默默用尽气力挣脱套在脖子上的绳索，用无声无息的方式。我的意思便是：陈忠实踏上文坛前的青年时期，遭遇的苦难不仅没有击退他，反而有益于其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从他31岁走上文坛，亮相于《陕西文艺》，多是经历过艰难才异常亮眼。陈忠实的青年时光有着强劲的吸引力，在他文学创作道路上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行为是人精神的侧面。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这从一个人的行动中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来。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时刻都欲“发愤著书”；反之，食之无味，弃之不悔，遂行为断不会沾染一分一毫文学气质。当我谈起这句话，不禁感慨陈忠实的青年时期，那时丝毫不弱于太史公的品格。

陈忠实身上有关中汉子的硬性，有知识分子的气性。从他幼年时期说起，一直到青年时期，他都是一个痴迷文学的人，且这种意志二十年间从未间断。这颇为难得，非一般人难以具备。文学创作之于陈忠实，是命根子里拿不去的。二十年的走走停停遭遇不少苦难，但这种热爱不减反增，对于他真正踏入文坛是十分有益的。

陈忠实的苦难算是从幼年说起的，他的出生不太稳当，三伏天里，出生不过半个时辰身上就起了痱子，从头顶到每一根脚趾，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只有两片嘴唇除外，其他地方却爆起了苞谷粒大的燎泡。这个夏天，痱子一茬接着一茬地出，褪掉的干皮竟然都可以撕下小半碗，几岁的孩子遭受这样的病痛简直是非常难熬的。同时，大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忠实之后的六七个弟妹更是因病接连早夭，连母亲都直言他“克性”大，一连“克”死了五六个弟妹，家中独独剩下了他和大哥两个孩子。幼年时期小树芽十分脆弱，成熟之后也不会很容易。这是他幼年时命里带的坎坷之说。

二十年间，陈忠实一直居住在灞桥区下属的西蒋村，现在如果用手机打开中国地图，你需要放大很多次，才能在“鸡心”的左侧找到它的位置。地方不大，但陈家的名声却不小。西蒋村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同时也是一个读书之家。陈忠实的祖父曾是私塾先生，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是属于腰杆子很直的文人，在村里走过去，那些袒乳喂奶的女人都会吓得回家去，因而，祖父去世后，最珍贵的遗物是做先生时留下的“手抄本”。这也使得陈忠实有机会接受到教育，但是，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维持生活不容易，这无形为陈忠实全身心投入读书带来了困难。

1955年，陈忠实投考中学，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陈忠实在30里的沙石路上显得极度不适应，家里条件不好只穿着最廉价的布鞋，怕穿胶鞋的同学笑话自己，他绝不哭穷退缩，哪怕旧布鞋把脚后跟磨出红色的肉丝，血浆渗透了鞋底和鞋带。这是面对求学苦难的顽强，这种顽强一直在文学追逐中持续了二十年。

从灞桥出发，到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第一次离家求学，决心高考上大学时，这就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他不想做羊群中任人摆布的羊，他想抛弃二十四节气，不想被土地锁住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勇气，有此勇气的人并不多。

20世纪50年代末，三年高中苦学却“名落孙山”，陈忠实想要通过上大学实现文学梦的方式失败了。“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父亲半开玩笑道。为了生活，陈忠实选择到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毕业班学生补习算术，两年下来，陈忠实成为了连续两年升学率百分之百的“优秀教师”，甚至奖励了他30块钱。他工作比较安稳，生活也算有了着落。然而，伴随着年岁增长，成年后的茫然感也同时摆在了陈忠实面前。他觉得这样不行，大学梦破灭了，文学梦还在，是时候回到西蒋村了……

陈忠实深刻地记得那天回家的下午，余晖尚能照亮远离土坯掉落的灰黄色墙壁，光线却几近消失在屋内。几乎是苦索，他端坐在书桌前瞪着眼睛，左手按着纸，右手筋脉突起，大臂和捏笔的指尖颤抖着，却又紧紧锁在手里，二十年来，始终都没有搁下过。这是勇气的再现，是文学梦的勇气，是不怕蛰伏的勇气！

陈忠实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始创作的，有时半夜四五个小时，窗前灰影不分昼夜摩挲着、思索着。他戏称自己就像活死人一样，“对文学产生的兴趣于绝望中更加凸显，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种抉择也为他带来了一束微光，《夜过流沙河》被他称为“真正处女作”发表在《西安晚报》的那一天，他觉得这是第一次击败了自卑，似乎从迷茫中站立起来。

这篇散文发表出来近两年期间，他身兼两职，曾几次辗转将初稿外投，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几乎试过了自己能投的出路。第二次鼓起勇气是在两年后，他重新构思，打破框架，名字改为《夜过流沙河》，这次修改他是满意的，才诞生了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文学梦赋予了陈忠实勇气，蕴含了他的自尊，这是苦难中的重生。

生活的苦难并未击垮他。陈忠实在公社继续任教，并先后到了卫生院工作，让他有更多机会寻找创作路径。但公社工作枯燥、单调，“看到单位里三四十岁的人，就能看到自己的未来。”陈忠实觉得这样没意思。《延风》主编张月赓找到他时，他正在公社陪同采访。那时他学会打肌肉针，组织医务人员上山采药，对劳动生活颇有经验。谨慎起见，他还是半推半就张主编的好意，同时，内心那一缕对文学的情丝还未断，这让他看到了希望，决定试一把。

一开始陈忠实并不顺利，六年了，手生了，思维也僵硬了，写东西有时候枯涩得连一句生动的词也蹦不出来，就算写，多半是合拍时代的命题，这完全是被时代和教训给搞怕了！这教训要追溯到1962年，陈忠实当时参加高考，自以为高中读过政治补充教材《不怕鬼的故事》，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记叙文，选择论说文“说鬼”，这种“投机心理”也使得他栽倒在作文上，考试铃声响起，脑子里似乎只剩一片空白：没写完！看着监考老师从桌子上收走考卷，陈忠实全身连站起来的气力都没有，走出考场大门，才意识到自己的裤裆尿湿了。那些年陈忠实的创作陷入困惑，循着文学这条路寻到出口就走了出去，寻不到，就一直在黑暗中徘徊。一个人在曾经的教训中直面教训，勇揭苦痛，这简直是罕见的人，而陈忠实就是这样的人。

《闪亮的红星》发表在《西安日报》文艺副刊的那一天，陈忠实表现得异常清醒。六年后文艺的久别重逢，对于民众来说只是新鲜感，说佳作，根本谈不上，况且这篇散文写得也很痛苦，在他看来，是没有感觉，更找不到文学的感觉。但断粮后的饱餐，好与坏，都赋予了饥饿之人莫大的力量。身处深渊，保持反思，这是文学创作者少有的意志！这种意志伴随着陈忠实真正找回自己，放开自己，才促成了之后的百花齐放。

不久，陈忠实的《寄生》《配合问题》《雨中》接二连三发表了。闸门一开，涌泉之水汩汩不息，但陈忠实不慌不忙，仍自问，经历过那个年代，还写这些东西，为何来？点灯熬油，劳心伤神，朋友劝告，但还是抱着侥幸的想法，万一被编辑看到了发表了呢，给予关照呢？说白了，就是被“放不下”三个字“误”了的这二十年。再清楚点，是个人文学神经的敏感，苦中自有其乐。

这些经历不过是陈忠实二十年来的起起落落，但种种点滴却很好见证了陈忠实摸索文学道路期间遭受的苦难，坚持重生的勇气，这个过程产生了相当丰富的作家意志与品格，无疑影响着文学活动，尤其是中后期。几乎是在90年代，他当专业作家的理想实现，自觉心境踏实而单一，心思只集中在写作上。他觉得，对这个世界而言除了文学几乎再无任何个人欲望了，于是回归乡村专心创作。蛰居乡村的这段日子是属于陈忠实个人意志与品格的生命体验，是充满勇气与智慧的，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的，这都蕴含在他的垫棺之作中，影响着他从“蚕蛹”羽化成“飞蛾”。于苦难中生发勇气，取得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这些是他骨子里带着热爱的证据，是他能继续走下去，获得生活体验，飞升生命体验的原因。或许不足，但绝不失为是一个作家最美妙的奇遇。

(责任编辑 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