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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与精英尺度——关于李印功《野女镇》的访谈
2022-10-12 14:06:34 来源:西安新闻网 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

主持人:刘铭 著名文艺评论家:仵埂

7月31日,西安新闻广播《文化西安》栏目主持人刘铭就陕西作家李印功的长篇小说《野女镇》在网上热播现象,对著名文艺评论家仵埂先生做了访谈。

主持人:仵埂老师好!您认为《野女镇》这部长篇小说,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哪儿?

仵埂:主持人好!很高兴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讨论这部小说。如何看待李印功《野女镇》这部长篇小说?我们要先说说文学的尺度问题。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个标尺。我们过去对小说的评价,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刻度,这个刻度就是小说的律法。中国小说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到今天整整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史,对小说形成了一系列稳定的评价体系,我把它称之为一种非常宏大的文学律法。这个律法通则一直到现在还有效,就是宏大的社会历史主题,深刻的思想表达,精妙的小说结构,典型性人物塑造等等。

以上述这些原则作为一种尺度,你来衡量李印功小说,会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达不到人们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它提炼不出一个你觉得高深的思想、深刻的哲理、或者带给人们某种极有价值的启示等等,这些都不是,它所引起的关注恰恰在于它写了鲜活的生活本身,它没有刻意拔高,表达了原生状态下一种农村生活的日常性,这一点对广大读者构成了极强的吸引。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李印功的《野女镇》恰恰是一个接地气的长篇小说,这个地气表明它不是高高在上,不是那种阳春白雪。在小说百花园中,它不是那种精英尺度。相反,它恰恰是大众趣味、百姓日常、底层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说,将他的小说放在这样一个格局下来看,这个小说一下子就具有了某种意味。意味性指的是我们过去对小说的那样一种高超的评价和要求,这种要求里往往忽略掉一个基本东西,忽略了底层百姓的阅读愿望和期待。固然你有一些东西非常好,我也认为精英趣味当然很好,那是我们民族文化所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但不是所有作品的唯一刻度。长期以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忽略的是这个底层普罗大众的阅读趣味。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中,姑且划分的话,有这样三条路径:一为与政治紧密关联的社会历史小说,一为与审美性紧密关联的文人化趣味小说,一为与娱乐化紧密关联的大众通俗小说。类似李印功《野女镇》这类小说,这样一个民间路径我们长久忽略了。这类小说也可以叫它通俗小说,也可以叫它乡土小说,将其划归为通俗小说可能更为恰切。这儿指的是它扎根于底层广大百姓之中,许久以来它被忽略或淡忘了。这一个广大的受众群被挤压了,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您认为小说创作都有哪些路径?就是说,我们假定小说有多种类型,您认为分为哪几类?如您上面所言是三类,《野女镇》归为哪一类?

仵埂:你的问题非常好,我来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大体来说我觉得小说可能就分为这样三类,刚才上面说到了。我们回顾一下小说发展史,再来说说《野女镇》。中国小说在开始发生的时候,本来就被我们称为“小道末流”,被人们认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难登大雅之堂。就是说小说开始在他的萌芽和发轫之初,因为它难登王公贵族士大夫们的大雅之堂。那它生存的依托在哪儿呢?在民间。小说真正被重视,要一直等到17世纪,这时小说的面貌才发生改观。这些本来看不起小说的上层文化精英们,产生了一个很矛盾的心理,矛盾就在于小说它拥有广大的受众群,影响力巨大,但是它的地位却非常的低下。这一点,一般人不太关注文学发展史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种情况。中国小说在民国以前,其地位一直是很低下的,那时一般的文人士大夫认为它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喜欢的东西,看不起它?文人眼中正宗的东西是诗文,就是散文和诗歌。这是正道,小说嘛,人家瞧不起的。小说的位置是在“五四时期”奠定的。从梁启超开始,提出“小说界革命”,观点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把小说看作是唤起大众、动员大众、教育大众的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从这儿开始,小说就开始了它的分流式发展,就是我上面说到的中国小说发展分了三个不同的走向。一个走向就是小说和政治历史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道路,这是从梁启超这儿开始,小说作为一种唤起大众、启蒙百姓的工具。

举例来说,鲁迅的那些小说,比如《阿Q正传》《祝福》等等,小说的人物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你发现它是有强大的创作意图在其中,就是用小说揭示民众的愚昧、麻木、落后这种国民性,揭示这种状态,以期唤起民众。此后还有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等等。鲁迅所开辟的这个道路,这类小说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小说的主流道路,文学史上所书写的作品,基本就是这一类,它和国家政治生活、时代要求紧密关联,成为一种范型。

第二种类型,就是文人趣味的小说。文人化的小说与政治历史的关联度弱了一些,有了那么一点疏离。这类小说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文化意味和审美性,它将审美诉求放在第一位,作品的故事人物呈现出唯美的特征。比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阿城这样一个路径,它不是与政治历史紧密扭结的路径,它是另一个路径。这个路径里,你看沈从文写《边城》里的乡间景象,那一种湘西的水乡生活,非常唯美,你在里面见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争斗,见不到社会的龌龊和人性的黑暗等等,也见不到水乡之民的麻木和落后,你见到的是淳朴的、美好的人情世态。它带给你的是那样一种美的东西。你看这一路径是文人化的趣味,典雅唯美。

第三个路径就是通俗小说路径。民国时期出现的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就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之类,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等等。这一类小说的受众群就是广大的市民阶层。

现在一般人对文学的了解毕竟有限,中学时期通过语文课本,我们都知道了鲁迅的小说散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张恨水。其实民国时期张恨水的小说影响很大,发行量很大,就发行量而言,超过鲁迅。据说鲁迅的母亲就是张恨水的忠实粉丝。张恨水的影响在市民阶层之中,老百姓喜欢看这些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却不大能看懂鲁迅。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还是有着明晰的界限的。言情、武侠、市井这一类小说,就是我上面描述的第三类小说的发展路径。

建国以后,就是20世纪50年代直到现在,我国小说的发展已历70余年。应该说一直走的是第一个路径,就是小说与政治历史文化关联的路径,这是整个小说发展的一个主体路径。通俗小说在1949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了位置,没见过好的通俗小说。但在港台那边,却沿袭了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路径,也出现了一批相当有影响的通俗小说。比如琼瑶、三毛的言情小说,比如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他们就衔接了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传统。我讲的民国时期所构成通俗小说传统,你能在琼瑶的作品里,明显见到张恨水言情小说的基因。它就这样走下来了。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也在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中留下了基因种子,就这样一个继承和沿袭。但我们这儿几乎没有产生这样品类的作品,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现在再回到我的话题上,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像李印功的《野女镇》,你要是用我刚才讲的第一类中国主流小说评价尺度,你没办法评价他这个作品,是吧?

没办法评价这类作品,你说他写的啥?我把它总结为,作者写了农村中非常鲜活的生活,但这种鲜活的生活就是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小媳妇斗嘴,二流子偷瓜、闲汉子捉奸这类东西。这类东西有它广阔的受众群,植根在农村广大的民间文化里,植根于原生态的生活之中,大家觉得非常的有趣和好玩。我觉得生命力就在这儿。你甚至可以说它俗,它就是俗,就是通俗小说。你要再说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而且还值得我们深思。你发现越通俗的东西,越接地气的东西,就越接近民众,它具有非常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大家爱看,觉得你说得特别有意思。

再举民间歌舞,也许更能说明通俗小说现象,说明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的确是忽略了。比如说东北二人转,咱们陕南也有二人转,也叫小场子,东北的二人转叫蹦子,陕北也有二人台,在陕北府谷那一带。我随口举的这几个例子,不管是陕北的二人台,陕南的小场子,还是东北的二人转,他们的表演形式都是一男一女,共性是什么?就是民间的娱乐化。年轻小伙子媳妇都喜欢看,它里面的内容你要说的话,比如陕北的二人台,一个陕北籍作家刘国欣在一篇散文里写到,二人台所流行的区域,是属于“圣人布道此地偏遗漏,礼义廉耻到此一笔勾”。啥意思?就是圣人布道把这个地方给遗漏了,圣人布的是什么道呢?就是礼义廉耻这一套,到这儿给一笔勾销了。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人台里面所表达的内容,有一点与儒家的纲常伦理不大一致。其歌词的表达,都是有趣的、逗乐的,男女之间的这些私情欢爱,就是一种娱乐化狂欢。

不管是陕北的二人台,还是东北的二人转,抑或陕南的小场子,难道不是这样吗?你看看它的民间性演出,陕南的小场子我看过,一上来就是打情骂俏,这个男子唱,女子配合表演,男子唱到:日落鸟归林,露珠湿衣襟。哥等妹妹到如今,真真急坏人呐。你看你不梳头它光溜溜的,你不搽粉它粉扑扑的,你个不搽胭脂它红彤彤的,不打口红它红丢丢的,上身穿了一件绫罗袄,你看它花不隆冬的,下身又穿着水罗裙,美不隆冬的,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你看它尖溜溜的。你若不跟我结连理,我一头栽到你怀里,死活不丢你。这就是那种趣味性很强的东西,你在这里面要寻找微言大义,能找着吗?但是它多么生动地植根在百姓之中,它是一种大众娱乐化的东西。

我用这个话来表达什么?就是李印功的《野女镇》恰恰就在这个层面上,同时具有了广泛地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而这个形式是长久以来被我们忽略掉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需要高雅的艺术严肃的文学,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绝不能以通俗化来否定严肃高雅的文学,我不是这个意思。高雅的文学当然有它的崇高位置,哪一个民族没有自己高雅严肃的文学呢?这是肯定的。我的观点是这样,普罗大众中,有的人终其一生,他也看不懂《红楼梦》,或者说不喜欢《红楼梦》,就喜欢侠义小说、喜欢言情小说、喜欢市井小说,这类人群的认知或者阅读层级就这样,不要以为不让他阅读通俗作品,要让他高尚起来,非得让他去读严肃作品,即使你给他每人手里发一部《红楼梦》,他也未必能读得进去,是吧?

我着重想表达的意思是艺术的发展,不应该忽略大众的需求,或者说适合大众接受的趣味和实际条件。我上面总结了“五四”以来小说发展的三个路径,我们把后两个路径都忽略了,特别是大众易于接受的通俗化路径。底层老百姓也是需要娱乐化的东西,不能将适合大众口吻的娱乐性强的作品推翻,一股脑奉上高深的思想。高深的思想里要有大众,要顾忌大众的接受能力。你拔太高了,与他的生活沾不上,这时候他就无法去理解。

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的自然生态,在一个生物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里,它有杂草,有灌木丛,有高大的松树林等,这就是一个多层级的生态系统。你不能把所有的杂草灌木都除掉,你就要那一片松树林对吧?这就是我讲的小说艺术发展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要维护这个多层级的系统。

主持人:对,小说首先就是要老百姓喜欢才行。

仵埂:你说得有道理,文学起码须得顾忌老百姓喜爱。大众喜欢这一种充满着乡土气息的文学,觉得这种文学与自己的生活很相像,他一看那个东西就觉得亲切,因为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他觉得,某个人物,多么像我们村子里的某某某,太像了。你看他作品里的乡土生活气息,是吧?

主持人:你觉得李印功小说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读者应该怎样读这部作品?

仵埂:“喜马拉雅”把李印功小说播出后,我听说此刻点击量已经超过了五十万,他们用方言和普通话交错使用,普通话做叙事旁白,方言做人物的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些地方,也显示出李印功作品的底色。比如说作品中黄料科这个人物,用乡土方言说黄料科年近二十了,已经在道上混得有点小名气,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把埋在心中的爱情付诸行动,于是,马上就直接说给他爸了。他爸是县畜牧局局长,叫黄西亮。一听他这个“宝贝儿子”看上了梁香梅,缠着让他去提亲。惊道:儿子你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了,发烧说胡话?然后还摸摸他儿子的额颅,说看起来不烧么?然后黄西亮低声下气地对儿子这样说:“好我的碎爷哩,社会上的好姑娘多得把人绊得栽跤哩,你为啥要在气眼里寻媳妇?再说,婚姻从来都是讲究般配哩,梁香梅个子比你高一头,人家能答应这婚事吗?”这样的笔调,人物活灵活现的语言,父亲与儿子之间独特的相处方式构成的语气氛围调质,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这个家庭中特殊的父子关系。还有黄西亮那种气恼中的诙谐,“社会上的好姑娘多得把人拌得栽跤呢”,你为啥偏要梁香梅做媳妇?不仅前因里梁香梅和他有一些磕绊,更是清醒的父亲对两者关系的打量和权衡,觉得儿子压根就攀不上梁香梅,这个婚事压根就弄不成,儿子偏偏说出这等话来。从父亲的视角切入,非常生动,一下子活画出黄料科的赖皮相。这就是摹写刻画人物语言的功夫,是吧?当然,黄料科也是黄料科,缠不下父亲也就不是黄料科了,他最终能拿住父亲,使父亲让步。黄料科的赖皮劲,通过父子二人的对峙,寥寥几行,跃然纸上。

对,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故事里这些人物、事件、情节、冲突的发生,它都是生活中鲜活的东西,不像我们经过过滤了的那种生活故事。过滤了的生活故事是有着目的性的,它要指向一个价值和意义。而通俗文学大多沉溺在细节情节本身的趣味性中,带有生活原始性状貌,不过多做那种精简和筛选。所谓的严肃文学,其细节和情节大多经过过滤,使生活细节里携带社会历史内容,然后将它升格,让这些细节通过人物故事而上达一种普遍性的美学意义,这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在创作上的关键区别。

通俗文学里的市井样态,大多保留了生活本身生动的、丰富的、多彩的、有趣的、逗乐的东西,在这个层面上,普通百姓一看就觉得好玩,一听觉得有意思,这就是那种杂乱而蓬勃的生活形态,最为接近生活本身,所以他们天然地亲近并且喜欢,我觉得就是这样。

通俗小说的发展,在我国本有一个榜样性的标杆,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西作家赵树理,其实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出名了,写了一系列赢得百姓喜爱的好作品。他本走的是乡土通俗小说路径,但因这一路径走到最后,也挪移到了严肃文学的道路上,要揭示生活中那种大道高义,结果挤压了乡土生活中最有望赢得百姓喜爱的合理内核,最后也就渐弱了那个具有蓬勃生机的民间资源,从乡土化里面不断地上攀义理,最终也就被义理瓦解了它的趣味和幽默。

通俗小说若欲达严肃文学的境界,必将以新思路改造故事人物,必将通过不断地损害小说的趣味性和娱乐性而求得思想承载。比如说,赵树理的小说要反映合作化道路,如《三里湾》里面被称为“灰色人物”的糊涂涂、铁算盘、常有理、惹不起之类,只能是陪衬,因为作品里的亮色须得是承载合作化大道的正面人物。灰色人物不能压倒主人公,不能喧宾夺主。尽管人们没有记住里面的主人公,倒是记住了糊涂涂和铁算盘之绰号。或者如《小二黑结婚》里的故事人物,要承载新婚姻法的宣传作用。在二黑和小芹身上,那么二诸葛与三仙姑,只能是正面人物的环境化陪衬。但小说里那种灰色人物,才是赵树理小说的动人之本、立身之本。我要说的是赵树理小说里最传神生动的不是亮色人物,是他笔下的灰色人物。诸如二诸葛、三仙姑,一个能掐会算,一个是跳大神的。他温讽性地写出这类人物的荒唐狭隘可笑,把人能笑喷,特别好玩。他小说的通俗性生动性恰在这儿。但是这个路径到最后,失去了继承者,这条路走着走着就断了。我是从文学史中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理解李印功小说的。由此说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它的小说在这个维度上是有价值的。它是文学园地的一种生态,构成百花园里的一种花色。

主持人:你觉得小说在它的发展之初,主要功能是什么?

仵埂: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的效用。上面的话题多少也涉及到小说的效用功能。小说发展之初,本来就是图个热闹好看,本来就带有强烈的娱乐化色彩。为什么说它是“小道末流”呢?就是因为它的受众是底层劳苦大众,难入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法眼。文学理论上讲小说的三大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其实小说在它的基因里,核心的一点是娱乐化,其它是从娱乐化功能延伸出来,延伸出来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说它具有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还可以有更多延伸,比如精神升华呀自我超越呀,等等功能。这三大功能其实是小说成熟以后,理论家重新加诸小说头上的。早期它就是小道娱乐而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是讲的小说的源起,非大道。相比于诗,极不同,诗开始就有了极高的位置。孔子对待“小说家者流”的态度是,“虽小道,也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不就是下里巴人所喜闻乐见之事嘛。“引车卖浆者流”要买一本小说,绝非是想着我好好接受一回教育,不是这样的,是觉得小说里的故事好玩好看,他不是要在小说里寻找大道真理。

比如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这些小说,其成书过程,大多在宋已有话本,据鲁迅的考证:“现存宋人通俗小说观之,则与唐末之主劝惩者稍殊,而实出于杂剧中之‘说话’。说话者,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盖唐时已有之……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上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小说的形成,在开初就是通过“说话人”的故事讲述,在民间不断流播和丰富,“说话人”已成为一种职业。二是“说话人”讲说的故事,大都是“古今惊听之事”,就是离奇怪诞之故事,好玩引人而已。以此也就形成了章回体小说的构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这样一回一回讲下来,上一回一定为下一回留有噱头,借以留住听众。

古人大都不识字,能读书属文者少之又少,文盲在90%以上。别说古人,就在1950年之前,中国文盲率是80%。没有文化的人,哪能听得懂那么高深的东西?他能听懂的,就是离奇热闹好玩的东西而已。好玩里可能有一些趣味,有一些惩恶扬善的基本观念,让听众通过故事能获得一些对社会及人生的基本认知。小说早期的娱乐化功能怎么实现?其内容无外乎怪诞传奇之类故事,什么神魔小说、志怪传奇、侠义鬼神,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为什么要讲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就是热闹、好玩、吸引人。小说这个功能在它的发轫之初就种在它的基因里了。

人们通过小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各种各样的人物命运,于是对人对社会的理解,就多了一点宽容,是吧?知道了不能以一已之好恶,要求天下人天下事。不能由此对一切事物下判断,认为不符合自我判断认知的,都是错的。通过小说人物的各种不同人生,我们认识了自己,提升了精神境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的观感,我觉得就是这样。人们认识了人性,认识了自己,自我也有了提升。这一切,是发生在娱乐化趣味化的过程中。古人的娱乐化活动较少,你讲一个离奇动听的故事,就已经构成了娱乐效应,对吧?当然这个认知肌理也不这么简单,但人在接受动听故事时,故事里的人生就会走入听众的内心,这是无疑的。比如《水浒》里的林冲命运,其媳妇怎么被高俅义子高衙内看上,高俅又怎么设计让林冲误闯白虎堂,然后将其打入大牢,又怎么派了两个亲信陆谦与富安在押送途中谋害他,谋害未成,又放火烧了他羁押沧州的草料场,企图烧死他。在这样的境况下,这个朝廷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终于杀了陆谦富安,死心踏地上了梁山。个人的命运里,有着怎样的苦难和厄运的启示。人通过这样不同的人生获得教益,在人物的命运故事里来反观自身,反观人生世相,小说的隐性功能就彰显实现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野女镇》。这部长篇是这样,作者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1980—1990年代的故事,以此时代为背景写陕西关中平原上一个村庄的社会形态,抒写村民们的现实生活,刻画乡村中芸芸众生相。在这样一个乡村生活画面里,人与人之间错综交错的关系,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写得非常有趣好玩。对《野女镇》这部作品我要评价的话,觉得从他的作品里,见到了当代乡村浓郁的生活气息,见到了鲜活有趣的人物形象,见到了一幅乡村生活的风俗画。

刚才我说到,像日常生活里人际关系的争斗,拨弄是非的,打架骂仗呀,偷情搞怪呀,这些农耕文明中的乡邻相处之道,鸡鸣狗吠之态,生动地得到还原。作者还原了乡村生活的一个原生的空间场域,就是他把一个本然的乡村生活空间,还原出来了。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可以重温农耕生活样态。假如说现在中国人,包括大多数乡村的年轻人,多数已不在乡村生活,这种重现的乡村面貌,很有一种亲切的温馨在其中。现在的农村越来越空壳化了,人们从《野女镇》里可以重见农耕文明下那种状态。李印功是一个有激情有趣味的作者,他笔下写的那些故事和人物,常常令你忍俊不禁,你似乎感到他那幅充满俏皮幽默的神采,他也就是以这样一种风趣的眼睛看取生活的。作为小说的叙事者,你感觉他在叙事时,那种嘲弄式的笑意,仿若以一种很好玩的心态,怪怪地笑着讲他肚子里的故事。看他笔下的人和事,觉得他就有这样的一丝内心的表情荡漾在脸上。作者曾是他笔下人物中的一分子,但是在叙事时,却反观自身且超越了曾经的生活,林林总总的人物故事,一一被刻画出来,你觉得逗乐得很,觉得他带着一种幽默风趣的姿态,描写了笔下的这一幅幅乡村风情。作家的叙事无疑带有作家对生活的审美和观感,还带有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认知。这部小说本身的调质,让我来看,就是以风趣幽默好玩的风格性,再现了一个历史段落中农耕文明下一个村庄的生活图景,我觉得就是这样。

主持人:你认为《野女镇》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动静,赢得如此多的读者喜欢,原因是什么?

仵埂:这个问题有意思。这个《野女镇》,我把它归为草根作品。你细细品读作品本身,能够看到作者对他笔下这一块土地的热爱,对乡村生活的熟稔,那种熟悉到透彻的地步。作者本人就在他笔下的生活之中,但他又能够有距离地观照这个生活,带有一些超然的姿态,风趣地打量笔下的生活。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所描写的这些草根生活登不了大雅之堂,这是李印功对自己作品的说辞。记得跟他聊天时,他这样说过。他说我就“属于草根作品”,他的断语很好。他自谦说自己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我要说的是,他的这种努力,委实触摸的是农民的喜怒哀乐,诉说的是农民的酸甜苦辣,探索的是农民的百味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李印功达到他的目的了。

他能够获得到这样的反响,我不敢说什么大获成功,但不能不说,他至少是获得了读者听众的普遍关注和热情的肯定,此刻的点击量达到51万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想他多少是达到了自己欲达之目标。他说他的作品“没有章法,随性而为”。这倒使作品更具有了活气,少了模式化的束缚,让他内心的感受自然涌流。这样涌流出来的东西恰恰切中了生活的本真,让底层百姓普罗大众都那样喜欢,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吧。

哪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广大的受众?我了解到,现在好多业余作家,写得还不错的,自费出版以后,能印个三五千册就行了,赠发给亲朋好友完事,是吧?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能够发行1万册以上,那就很不错了,很让人高兴了。《野女镇》点击量能达到50多万,你说这是多么喜人的现象,多么让人感到吃惊的一件事。这仅仅是“喜马拉雅”上的点击率,再加上前面在文谭网上的阅读人数,那就更多了。

我再要总结它的一个经验的话,以这次火热的现象作为分析实例,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广大的草根民众,对通俗小说是有强烈的需求的。这一点须引起注意。其实过去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存在着一个深厚的通俗文学或者通俗艺术的土壤。比如说,在陕西秦腔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就保留了一系列作品,本就是扎根在传统文化里,叫做通俗文学通俗戏曲那样一个路径。秦腔里的《懒婆娘》《屎巴牛招亲》《看女》,你仅听这个小戏的名字,就能猜出来它的大体内容。《看女》是丑角戏,也是独角戏。舞台上这个婆婆要去看望出嫁的女儿,听说她在娘家受了委屈,就打算去女儿婆家给女儿撑腰。舞台上活灵活现地塑造出一个偏爱女儿而嫌弃媳妇的婆婆形象。一说女儿就心疼得不得了,一说媳妇,嘴就撇到一边了。女儿多好,媳妇多糟。小戏讽刺人间这样一种偏狭心理。还有什么《张古董借妻》《钱五舔尻子》《打脏婆娘》,光听这戏名,你就知道它是植根于大众底层的戏曲。当然,这是传统的东西,里面也少不了旧时代的痕迹。我们只是借此就大众化通俗化来言说问题而已。

你看这样的故事就是深深地扎根在民间的。我强调它的民间性,但我们把民间性的创作路径给断了。你发现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作品了,找不到非常好玩有趣的东西。东北的二人转为什么那么火爆?它就是通俗化大众化,你也可以说它就是民间化,它不那么高大上,它不是那样的东西。它就是打情骂俏、家长里短、民间趣味,它就是那些俗文化的东西。但它具有深厚的民情基础,老百姓就是要有趣好玩,我们的生活里也有这些故事的深厚土壤。但我绝不是以这个来否定我们的精英文化。我们也清晰地看到,有一些人终其一生也达不到精英文学所要求的那样一个层级,他就是在这个层级之下。所以说广大的民众所处的那样一种文学接受状态,是有不同层级划分的,我们过去把草根所需要的娱乐性的东西压制了,这一块被忽略太久了,这是我的感触。

主持人:你觉得未来像李印功这类作品,还有没有一个较大的受众群?

仵埂: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也启示我去思考,李印功这样的作品,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广大的受众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的民间草根文学一定会有一个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且此刻方兴未艾。大家可能忽略了活跃在网络上的一个事实,你看看网络小说的活跃程度。正规出版的作品卖不了两三千册,但你看网络那些写手,在纸媒作家眼里可能登不上台面,但其点击量往往令人吃惊,为什么会这样?网络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空间,在我们的未来发展中,一定要有一个明晰的认知:这就是分级分层。对作家来说,自己须得明白,你的作品的读者是哪一层级?对我们搞评论的来说也一样。你在下判断时,是以哪一层级的标尺在下判断?这一点我们要搞明白。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层的,你不要想着我用一个尺度衡量天下的一切,不是的。这就好像买东西一样,消费是不是分层的?有极高端的消费,叫奢侈品消费;也有极低端的消费,那就是最基本生活面的消费。从最低端到极高端,中间还有多个层级划分。物质化的商品消费如此,文化的消费也是这样,他也有一个丰富的消费层级。有的人总是习惯于用一个尺度衡量天下所有人的消费愿望,就好像文化的消费必然都是高级的,都是高大上的,都是存在一种最高最顶级的那一种,是吧?认为读者都是喜欢看到深刻的、形而上的、充满理想的宏大作品,实际上,那些东西距离底层大众十分遥远,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说,我们对大众文化消费这一块确实长期忽略了。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激发了我。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文化消费,其实就是各找各的好,各爱自己所爱。你喜欢精英文学,那你就找精英作品去读;我喜欢市井言情小说,就找市井言情小说去看,对吧?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己的满足。我不能因为我喜欢《红楼梦》,就来贬低那些喜欢张恨水《啼笑因缘》的读者,对吧?两者就不是一个道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两个不同的路径。文学在发展中是分有层级的,网络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极高级的哲学讲座,也可以找到普通大众喜欢的穷小子娶了富豪女的香艳故事。我说通俗小说有未来性,也是从社会的发展趋向做推断的。《野女镇》当然就属于借助于网络而走红的通俗小说。

现在新一代年轻作家,如80后90后们,他们写出的那些通俗化作品,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物故事的发生背景,不再是乡村而成了都市。他们笔下的都市,不是严肃文学那种写法,而是通俗小说写法,追求的是热闹好看,也可能你说他胡编乱造,但它有一些非常大的受众群。当然我们也希望它有所提升,通俗小说也有通俗的标尺,有通俗的提升版,不能比烂,认为写得烂就是通俗,显然不是。我想,在通俗小说的未来发展中,在它的自然竞争之中,会有好作品胜出。好多人好多写手都去写,放到网上竞争,让读者筛选。那样就会有好多好作品呈现。好比说《野女镇》这部小说,大家喜欢,于是点击量就上去了。差的作品,自然点击量很低,这样一个竞争性,会形成一个良性的结果。通俗里也有高下之分,是吧?

这样观察通俗文学的发展,让它自由竞争,其中一些质地比较好的作品当然就出来了。好比我们买一个商品,尽管也在大众化层级,但有多个生产厂家在做,我们有选择余地,最后选出的就成为大众品牌了。哪怕我买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属于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范围,一个10块钱。同类价格有好几个厂家的产品,在这几个厂家中,就有做得好的厂家,肯定它的产品就卖得好,就是这样。通俗小说也是一样,我用消费层级来表达这一观念,一个是商品消费层次,一个是精神文化消费层次,但道理是一样的。

文化消费也是分层次的,我一讲大家都明白,不是说只有一个高级的东西,只有豪车作为唯一标尺,大众消费的那个东西也有旺盛需求。50万以上的好车,好尽管也好,但它不是我的财力所及的范围。高端、中端、低端,我只选我想要的那一端,是不是这样?大家能这样理解商品消费,却不理解精神消费,认为精神消费人人都在高端的那个层级,不是这样的。你做深入的调研统计,就能理解这一点,对吧?我认为,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平台,这个平台是杂树生花的,各种各样的花都同在竞放盛开,是吧?就跟那杂草都拥在一起,相竞而长。各开各的花,你开你的大红花,我开我的小蓝花,它开它的野菊花。各是各的色,各有各的好。各自开放,才构成百花齐放,构成春天。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说我认为这一块一定要关注,我也曾经有意识去了解。网上那些通俗读物,有很大的受众群。当然也有待提升,很多作品也存在问题,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它发展的空间,不要一棍子打死,因为现在看起来比较烂,然后马上禁止它发展。我觉得让它自然竞争,不好的东西就会被慢慢淘汰。所以说通俗文学这一块,我认为还是有一个远大未来的。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到了,谢谢您跟大家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您的精彩点评。

仵埂: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很高兴跟大家有这样一段时间,分享我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谢谢大家。再见。

另注:

2022年7月31日 08:21,《野女镇》在网上播放量达51万。等到本对话在整理之时,播放量已经超过180万!

(2022年10月1日整理)

仵埂简介:

仵埂,陕西富平人,1956年10月生,西安音乐学院教授,艺术哲学(美学)方向研究生导师。文艺评论家。长期致力于美学、小说、戏剧、散文、电影等方面研究,在《人文杂志》《南方文坛》《文艺争鸣》《西北大学学报》《小说评论》《中国作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论文及评论200万字。著作有《受难与追寻》《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魂魄何系》等,主编有《影视鉴赏》《柳青研究文集》《柳青纪念文集》《中国古典文学赏析教程》《外国文学名著赏析教程》等。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获得者。

其理论作品《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小说的伦理精神》等,获陕西省文艺评论奖、柳青文学奖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等。《影视鉴赏》一书,获陕西省教育厅优秀教材奖。专著《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2014 年1月获陕西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同时获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奖。

来源:西安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

终审:杨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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