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集·后旨头村纪事

刘 祎

八百里秦川腹地，泾三高（泾阳、三原、高陵相邻三县的简称）历来被誉为关中道的“白菜心”，在这三县的交界处，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所在地，有一座古老的集镇——永乐镇。据清雍正《陕西通志》载：永乐镇又名月落集，以每逢农历月底逢集而得名。明清之际，北出西安府的官员和商旅过草滩，渡渭河，跨阳陵，涉泾河之后，人困马乏，便在永乐镇的驿站和客店投宿和补给。久而久之，人们只知有店，不知有镇，“永乐店”便成为永乐镇的官称。

后旨头村北临永乐店，村子的渊源很为久远。相传战国末期，秦庄襄王子楚在赵国邯郸作质子，吕不韦将自己的侍妾赵姬送给子楚，诞下秦始皇嬴政，赵姬和嬴政在赵国吃尽苦头，几经吕不韦派人寻找回到秦国 , 母子二人就暂住在永乐店。吕不韦和他的食客在今崇文镇一带编撰《吕氏春秋》，赵姬和嬴政常在永乐店附近一个村子边等候吕不韦，有路人遇见问赵姬：“你在这里候谁啊？”赵姬为避嫌回答说：“候子楚”。后来人们就把那个村叫“候子楚”，两千年来，传来传去，成了“后旨头”。

后旨头村像关中平原上无数的村落一样，民风淳朴，沃野平畴， 物产丰饶。据老一辈人讲，清末民初的时候，村子的老城堡还在，全村有十余户人家居住在城堡内，分别是赵、刘、张、李、邵、薛、黄、殷等姓氏300多口人，其中一些姓氏是从山西、河南、湖北等地方辗转迁移而来，而村子更为久远的人口迁转渊源已无人知晓。村庄是一个人的故乡，更是一个国家的缩影，村庄的发展和变迁，同时会折射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千百年来，我的父老乡亲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劳作，坚韧执着，生生不息，演绎了多少传奇和故事……

农耕桑麻

记得小时候，村子田野间点缀着几处芦苇壕，葱葱绿绿的，远处有一条高出地面的泾惠渠支渠，渠岸两侧两排垂柳随风轻轻摇摆，近处开满油菜花，村子中环绕的小渠中还游弋着鱼虾和蝌蚪，一派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子的土地很平整，很早以前，便受惠于泾惠渠的滋润，历来农事发达，旱涝保收，除了种植小麦、玉米外，还出产优质的棉花和蔬菜瓜果。听老人们讲，1941年末，当时的永乐店就通了铁路，成为咸铜铁路上一个重要站点。因家乡周边出产的优质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还出资在永乐店建成棉花打包厂，在永乐店将打包好的棉花通过铁路运往抗战大后方。村子种植蔬菜瓜果的历史很悠久，小时候有一种叫“白兔娃”的甜瓜，绵密香甜， 回味悠长，让人记忆深刻。还有那种高架的西红柿，颜色粉红，果肉起沙，酸甜多汁，比现在的“普罗旺斯”要爽口好吃得多。

麦收时节，村子会提前整理出一块平整的场畔，用于打场和晾晒，那时候村子里娱乐活动很少，碾场前后，这块场畔便成了村中孩童难得玩耍的好地方，孩子们一群群在场畔上玩滚铁环、跳大绳、捉迷藏等游戏。麦子收割后，在场畔上晾晒几日干透后，大人们会牵出村中饲养室的骡马开始碾场，随着石碾的滚动一年的收获便得到了。

立秋之后，开始拾棉花了。拾棉花是一个麻烦的农活，大人小孩们穿着带兜的长褂或提着笼，穿梭在棉田间拾棉花，拾回来棉花要进行晾晒，还要去除杂质，最后将打理好的棉花，除一部分缴给国家收购外，乡亲们还要留下一部分用于纺线织布和絮棉被。记得1980年前后，村子里还有一些古旧的纺车和织布机，一些年长的老太太还在纺线织布。

秋分前后，玉米成熟了，收获玉米也是很累人的事，除了要在一人多高的玉米行子中掰棒子，还要收拾到一块拉出去，常常在劳动过程中让玉米叶子刷的脸和脖子生疼！收罢玉米堆放院子里，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剥玉米，其乐融融地一边劳作一边拉家常，打开收音机，刘兰芳高亢的声音响起 ：“上回书说到……”这时候的农家小院，回想起来倒也是很温馨惬意的……

“运锄耕劚侵星起，陇亩丰盈满家喜”，父老乡亲们就是这样一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片沃野平畴间稼穑劳作，在汗水中收获幸福和美好。

人文治学

在我们村子，历来有崇文尚学的传统和基因，村民们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

在旧社会，我的祖父一辈中，村子里有好几位乡亲从事教育工作，还有李姓、赵姓、刘姓几位乡亲曾上过黄埔军校，其中在泾阳教育界影响较大的有刘振支、邢秀兰等几位乡贤。刘振支先生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曾任陕西省立图书馆馆长，1946年民国时期任泾干中学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制定了“广收之、苦教之、精考之、严汰之”的办学方针，在他的努力下，泾干中学办学水平得到快速提升，被列为当时陕西省办得最好的四所私立中学之一，为泾阳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邢秀兰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她治学严谨，气质高雅，在五十年代，是当时泾阳县著名的女校长。我小时候见到她，那时她已经退休，戴一副黑边眼镜，整洁利落，裤缝笔直，身姿挺拔，不像一位乡村老师， 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

到了我的父辈这一代，村子里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乡亲就更多了。刘中强是建筑建材专家，供职于北京中国建材设计院。 刘新民是我国沙漠治理方面的专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赵民甫是机械方面的专家，供职于北京机械工业部。薛民选是陕西省纺织系统总工程师。田长山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陕西日报文艺版编辑……

改革开放后，受村子老一辈先贤在治学方面的影响和激励，以及国家整体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村子里更是人才辈出，在周边的村子声名鹊起，一时传为美谈。有一位本家堂兄考入了清华大学， 现担任联想集团的副总裁，先后有两位村中学子高考取得了全县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分别供职于北京、上海的科技公司。在海外，有一个村中学子在英国伦敦孔子学院从事汉语教学，负责的“孔子课堂”获得国家汉办表彰。一个曾在芬兰诺基亚公司从事研究工作。 还有几个村中子弟考上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哈工大、西工大等知名学府。

对中国传统书画文博艺术的鉴赏和传承方面，在我小小的村落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刘振支先生对书画艺术十分痴迷，在一生从教过程收集了大量的碑帖书画，不乏一些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名人名作。听说，有穆彰阿、 王杰以及于右任等名人的作品，只可惜在“文革”期间，他的收藏被“红卫兵”收缴拉了一车，倒在当时公社的会议室角落后不知所踪，令人十分痛惜！

赵家一位大爷，改革开放后从事建筑行业，对中国的古陶瓷艺术十分感兴趣，用他多年积累收集了大量的古瓷器，并且善于学习和研究，他对古瓷器的鉴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多次往返北京潘家园等地收购鉴赏，期间还和故宫博物院一位专家认识并保持联系，经常请教交流。前几年，他多方努力，在我们村子建立了一个民间博物馆——宝珍堂古艺术陶瓷馆，更为惊叹的是他还发明了一种可快速鉴定古陶瓷真品或仿品的装置，并且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

德操弥厉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在我们村子，有着秉持家国情怀，坚守礼孝仁义的传统村风和家风。赵家有两位老人，在抗战时期参加了中条山战役，一个战死疆场，一个负伤后退役返乡。还有一位赵家的老人参加了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展现了陕西楞娃的铁血忠魂。李家有一位先辈，早年受聘于泾干中学任教务长，于1949年1月19日至3月底，分三批组织六十多名师生“北上”延安，此后不久他也进入边区，投入了党的怀抱，点燃了追求光明的革命火种。刘家有两位老人，在校学习期间，毅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弘扬了中华儿女的爱国豪情。不同时期的精忠报国，都彰显出乡亲们一直以来传承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这 一股正气和精神也对村子里后世子弟起到激励和教化的作用。

我的一位八爷，在湖北省沙市从事财务工作，不但在工作中清清白白，而且在生活中严守德操，70多岁高龄时，有一次外出散步捡到一个皮包，包中有10万元巨款，他没有产生一丝贪念，在路旁等到失主并确认后交还本人。为此，这位失主感念了他一辈子，经常去探望他，八爷去世后，这位失主还去灵前行大礼祭拜。

村中的存德伯，从小罹患小儿麻痹，不能站立，只能爬着走，但他不因身体残疾而消极悲观，而是直面人生，自立自强，他头脑非常灵活，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但还学会了修理电动机、自行车、架子车等技能，而且技术娴熟，收费公道，乐于助人，尤为记忆深刻的是，他十分干净整洁，虽然干的是脏活，而且行动不便，但是他稍有空闲，即刻清理收拾铺子，洗手净面，始终保持得清爽利落。七八十年代，他的修理铺在我们村子周边很有名气，常常顾客盈门，络绎不绝。就是这样一个靠爬着行走的人，不但成年后没有给家庭添加负担，还因他当时不菲的收入给家庭做了很大贡献。这个铁铮铮的关中汉子，用自己的坚韧诠释了人格和尊严，平凡中见伟大，他虽然爬着行走了一生，但他超越了多少立着行走的人！

在我的故乡像上边这些，为家国洒热血，守节操传美德，寓伟大于平凡的父老乡亲还有很多，他们是一个村落的灵魂和脊梁，时间再久，德操弥厉，自在人心。

风土人情

从岁月长河中繁衍而生的婚俗，它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见证。 七八十年代，乡村一桩婚事，从提说到走进婚姻殿堂，大致要经过背见、谈话、认门、订婚、扯衣服、订日子、娶亲等繁琐的过程，那些礼节和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饶有趣味的。“背见”，就是双方不直接面对面，而是隔着一定距离观察，让小伙姑娘先看能否对上眼。背见时，双方都有人陪着把关，陪的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亲朋好友，因为关系着一辈子的幸福，所以男女双方都很慎重。如果背见后对上眼，便安排谈话，谈话时，媒人常叮咛小伙子，见了人家女子要大方，说话要有分寸，但年轻人往往在这时候很紧张，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听人说，村子中有个小伙子，性格腼腆，和女方谈话时，紧张地把手搓了十几分钟才憋出了一句话 ：“你村里今个礼拜几了？”

结婚当天，一般是兄长用自行车带着新娘，和亲朋们一块去男方家，新娘的母亲是不去的，到了男方家里，女方家的人钉门帘时，向男方要红包，男方家的人给新娘子端洗脸水，向女方要红包，而洗脸水中，往往给倒入盐或碱，来戏弄新娘子。婚礼最为热闹的莫过于闹洞房，七八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贫乏，闹洞房成为年轻人最开心的一种娱乐方式。农村俗话讲：“新婚三天没大小”，“耍女婿，耍媳妇”，耍的人越多，说明他们家庭的人缘好。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乡亲们经济条件和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婚车和嫁妆越来越气派精美，新郎穿上了西装，新娘披上了婚纱……

▲穰饸

“丧尽礼，祭尽诚”，乡亲们遵循“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古训，村子中丧葬习俗悠久而厚重。记得很早前，村子中每有老人弥留之际，会请来村中几位精通医道和经验丰富的老人，通过号脉和观察气息等判断自家老人的生死时辰。老人“倒头” 之前，当身体尚未僵硬之际，村中几个乡亲会为其剃头、净面、洗身，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老衣”。“倒头”之后帮忙“入殓”，入棺时，通常会用村中火炕中的草木灰铺好棺底，然后用卫生纸和衣服等将逝者在棺中固定。男性逝者入殓时，必须有舅家人到场，女性入殓时，必须有娘家人到场。服丧的几天，“孝子”要戴“孝帽”、着“孝衫”、拄“孝棍”、摔“孝盆”，整个丧礼期间，村中的乡亲都很重视，即使平日有些嫌隙，但在这件事上，大家往往都会来帮忙料理，村里几个小组分工明确，一个组负责抬棺，一个组负责堆墓，一个组负责家中待客料理，坟墓的风水方位讲究的是西北向东南，寓意“头枕嵯峨，足登泾河”，丧葬礼仪习俗繁复且庄重。

味道是人最长久的记忆，80年代前后，村子里平时的饮食还是以面食为主，常吃的有玉米糁子、锅盔燃面、搅团鱼鱼、烩麻食、浆水面等，打搅团有讲究，农村俗话说“搅团要好，七十二搅；搅团要燃，沟子拧圆”，偶尔吃上一顿大米饭或者饺子就像过年。那时候，但凡遇到村子里过红白喜事，是村庄最为热闹的日子，最为重要的是大人和小孩都能改善几天生活。从过事前几天请帮忙的乡邻当“执客”开始，往往主家的本家人和帮忙的四邻就停灶不做饭了，过事这几天就在主家吃饭。那时的食材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种，但那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各种蔬菜和肉蛋等都特别的香。

村中赵家有一个大爷，是当时永乐店一带的名厨，他旧社会曾在三原县著名的明德亭饭馆学艺，精于陕菜的制作，八碗四盘子、十三花，最擅长的是“高碟子”、蜜汁轱辘和各种蒸碗等菜品。“高碟子”就是泾阳穰饸，泾阳有一句俗语，“无穰饸不成宴席”，赵家大爷不但做的泾阳穰饸口味很好，而且注意摆盘和造型，他把穰饸切成条状在盘中交错叠放得很高，俗称“高碟子”; 蜜汁轱辘也是他拿手的陕西名菜，因其形状为球体，乡亲们把这种形体的东西俗称轱辘，所以就把这种用大油、淀粉适当配置，用煎油炸过，又勾以蜜汁，色泽金黄，外脆里嫩，香甜油润的菜品叫蜜汁轱辘。

因为赵家大爷厨艺高超，村子里谁家过事均以请他来主厨为荣耀有面子。赵家大爷生性倔强，脾气不好，在他主厨期间除了打下手帮忙的，其他闲杂人等均不得靠近操作现场，更不能随便在厨间偷嘴，如有人不守规矩，赵家大爷会立即呵斥甚至即刻收拾厨艺工具出门离去！这是他坚定一生的职业信条和职业操守。

过毕事，主家人会招呼四邻乡亲来盛“二菜”，所谓“二菜”， 就是把宴席期间酸的、咸的、甜的、辣的等各种剩菜倒入一个大瓮， 过后让大家舀一些回去热了再吃。现在想起来是不可思议了！但在那时乡村还比较贫困的时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大家吃着倍香！大概和重庆的老油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吧！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忘不了那时候乡村宴席上诱人的菜味和热闹的氛围。

我们村子一直有善待“麦客”的传统，1980年前后，农村收割机尚没有出现，咸阳北五县及部分甘肃、宁夏等地的人知道关中道的麦子成熟早而劳力少，就在每年农忙的时候沿着古丝绸之路即现在的西兰公路大批南下，肩上挂着镰刀，腰里别着烟袋来关中割麦子挣钱，关中人称呼他们为“麦客”。我记得，那时的永乐店街道上，收麦时节，街道两侧的店铺屋檐下成群结队的“麦客”挤在一块，等候雇主来叫，村子里但凡有人家叫来麦客割麦，都会念其是远离家乡的下苦人，大多都会想方设法给他们做几顿可口的饭食，劳作完毕，及时结清割麦钱，有的人家还看“麦客”衣衬破烂，会把家中的旧衣服送上几件。

逸闻趣事

村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许多传奇轶事和乡野趣闻，常让人津津乐道 , 经久不衰。

▲赵仲玉

村中的赵仲玉老先生，早年毕业于天津军官学校，1935年，被委任为县国民兵团副团长，从此步入政界，在本县逐渐产生影响，解放后任县政协副主席。他秉性刚直，在旧社会长达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出淤泥而不染，为泾阳当地百姓和进步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泾阳史话》一书评价他：“官场的典范，群众的楷模”。

1936年，为清除称霸一方的土匪杨德林（外号“广娃老五”）势力, 赵仲玉先生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使危害甚烈的杨德林匪部终告覆灭；还有一年，为了招抚盘踞在泾阳西北塬的土匪，他只身一人深入匪巢，向匪首“瓜子老一”晓以大义，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一直让后人传为佳话。1940年，国民党特务向丕桢任泾阳县县长，到任后仇视革命，搜查来往边区的车辆，侦察地下党的活动，对无辜百姓拷掠搜求，无所不用其极，恶迹累累，怨声载道。他与当时的地下党员卫志毅等人密商除向，在1941年7月,卫派人在县政府将向丕桢击毙，全县人心大快。

赵先生在村子口碑很好，不苟言笑，干净整洁，小时候常见他， 戴着一顶蓝色中式帽，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留着一副长髯，在村中散步，让人感到既神秘又十分敬畏。听父亲说，有一年，他和几位同事去华山游览，在华山上一座道观参观时，遇见一位老道士，说话间，老道士问：“几位是哪里人？”父亲回答是泾阳县的，道士又问 ：“噢，那你们泾阳有个永乐店知道不？”父亲回答：“我就是永乐人”。道士接着问：“那有个赵仲玉老先生，知道不？” 父亲回答：“知道呀！他和我是一个村的”。道士继续问：“他还好？”父亲回答：“他身体很好，你认识他？”道士笑而不语，之后，父亲还很热心地问他姓甚名谁？是否需要向赵老先生转答问候，老道士只是作辞“不用了，不用了”。回来后，父亲把这一偶遇向赵老先生学说，赵先生也琢磨不出来这位道士是哪位？只是考虑可能是哪位归隐山林的老朋友或部下。

村里有个张家大爷，在旧社会上过几天私塾，有一些文化底子和灵气，爱看水浒、三国等古书，时间长了，积淀了一定的文字功底， 闲暇之余，喜好撰写楹联和打趣的段子，看似拙朴简单，实则诙谐生动，从中能反映出一个乡村饱经世事的老人洞明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有一年春节，他根据两个儿子的性情和家庭状况，分别为其撰写春联，以此为教化和提醒。大儿子一直在外包工挣钱，常在外吃请应酬，疏于对乡邻及孩子的关心，他为其写道“上联：银钱看淡些人情看酽些叫娃把书多念些，下联：烟酒吃少点茶饭吃杂点让腿把路多跑点”，既提醒大儿子要注重人情世故和子女教育，又提醒他注意养生和健身；小儿子勤劳朴实，日子过得一般，他为其写道：“上联：有酒有肉有豆腐；下联：无病无灾无账户”，意思小儿子家庭经济上虽不富有但却安逸，让其知足常乐。

六十年代初，村中有个姓王的工作队队长，头脑简单，性情激进，行事乖张，欺软怕硬，曾经去河南南阳帮乡邻牵线娶妻不成，还曾经为村中部分宗族私利撺掇村子划归另一个大队——金星大队，其事不成被撤销队长职务派到猪场当场长，之后得病早亡。张家大爷平时对他甚为不满，调侃为其撰祭文一篇，文曰：“哀哉队长，不幸夭亡；君子生性，幼稚而刚；硬者不欺，软者能降；为人义气，走过南阳；奔波千里，尽投汉江；金星未归，场长不长；久病不起，不废食粮；贡献无物，唯此颂扬”。

薛家大爷可以称之为民间的语言大师，他没有上过学，但天资聪敏，出口成章，特别善于即兴调侃逗趣。一次，村里田家老六在地里拾棉花，让老鹰俯冲下来把头挖了一爪子，他听说后张口就来：“田家老六捋棉花，碰上老鹰把sa抓，你不信，sa上还有八个印”； 村上一家人娶媳妇，薛家大爷去行礼，阿家婆急忙到门口迎接，一不小心跌了一跤，他一边搀扶一边随口而出：“这家事过的真正狰，先把阿家跌个兔蹬鹰”；还有一回，薛家大爷岳母去世，他去吊丧，一进门，礼房先生问：“你来了，行的啥礼？”他笑着说：“老女婿真扫兴，想行条子没布证”，礼房人又问：“那你拿的啥吗？”薛大爷：“香纸斗锞，三个黑馍”( 注：斗锞是乡村祭祀时，用银纸叠的像小元宝状的用品)。

村子里还有位四大叔，机巧善言，插科打诨，十分有趣！言谈逗趣时，自己面不改色，常演绎一些经典的冷笑话！有一次，村子几个孩童在他的地里偷向日葵，他发现并尾随在后面，当一个小孩拽取向日葵之际，他一把拉住小孩，轻柔柔地问道：“你弄啥哩……”情急间，小孩尴尬的狡辩：“我寻大民哩！”“你寻大民哩？我看你寻大sa哩”；还有一次，陕西广播电台在村子搞一个听众联欢会，村里一个乡亲上台表演笛子独奏，看完后，四大叔颔首平静且意味深长的向周围的乡亲说道：“嗯……今个咱乡党这个‘苗子独泰’表演的还不错！”

时代变迁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生产能力等因素影响，市场上粮食、菜油、布料、副食等各类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乡亲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十分低下，有很多年还填不饱肚子。那时候，乡亲们不但手里缺钱，而且购买很多东西时还需要票证，当时有粮票、油票、布证等各种名目繁多的票证，直到90年代初票证才逐渐消失。

八十年代初期，乡亲们能吃饱肚子了，但村子里文化生活还很单调，记得那时村子如果有丧事，主家常常会请一场电影来播放，这时候，是村子最为轻松和快乐的日子，乡亲们扶老携幼，早早端着凳子占据最佳位置去观赏；电视机也大约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在村子出现，开始是那种12英寸黑白的电视机，晚上播放时常常围着百十号人看这一个小电视，但那时播放的《排球女将》《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等电视剧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后来，电视机逐渐进入村民家中，黑白的变成彩色的，尺寸也越来越大，到了现在，乡亲们常常把五六十寸的大电视冷落在一旁，却整天拿个五六寸的手机看。

那时候，村子里的孩子上学，要到永乐店街道里的学校去上，常常是早上天还不亮的时分，就搭伙结伴摸着黑走上几里路去，大人们是从来不送的，让孩子随便拿上一个冷蒸馍全当早餐。现在上学，小点的孩子家长都是来回接送，学校里还给供应营养早餐，但孩子们常常不想吃，糟践的乱扔。

从1980年至2000年，家乡随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乡亲们不再固守在土地上耕作，开始外出包工、办小企业、去南方务工等各种形式谋生活，收入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80年前后，村子中开始兴起外出包工，通过承包建筑工程增加收入，我的几个叔伯和舅舅就是村子里最早一批外出包工的，那时称他们为“工头”。“工头”在当时的农村是大款的代名词，在他们的带领下，乡亲们在周边的西安、咸阳及县城承包工程，家庭的经济收入得到很大的改观。

时光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些年，在我的家乡，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和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加之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村容村貌和乡亲们的日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不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早已实现，村子外围及里面的道路等基础设施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小车一辆接一辆的穿梭，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也得到了保障。日子好了，乡亲们整天挂着喜悦的笑脸，村头时常跳起不甚灵动却很欢快的广场舞。

2021年8月，西咸新区大开发的推进，我的村子被纳入搬迁范围，时代的大潮将再一次推动家乡的嬗变，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将不会再存留，也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后旨头这个村名存在。但在我内心深处，岁月再久远，关中平原上这个小小村落，这个精神家园和故土根脉，以及那些勤劳朴实的父老乡亲，那些至真至诚的乡情，那些温馨有趣的故事会永远驻留，难以忘怀。

这就是我的故乡记忆……

作者简介

刘祎，泾阳人，泾阳县委编办正科级督查专员，文化爱好者。

（本文选自泾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2年10月编辑出版的《泾阳村落》第一辑）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