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今

在这个初春的时节接到天顺兄《社树姚家》完成手稿，拿在手上，不禁感叹，多么沉甸厚重的一本大书，一个人该是有多热爱写作才能做到这样的努力。很多时候，这种热爱应该是源自于作者文学上的抱负，虽然现如今这种抱负不再被推崇，文学只是单纯被视为一种码字工作，但这样的抱负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却显而易见，最典型的事例便是那个励志写尽法国地理人文风貌的巴尔扎克，而从巴尔扎克最后所拥有的历史声誉来看，一些时候，文学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崇高价值的最便捷路径。

拿到书之前，几次听天顺兄讲，他这次所写的故事主人公与我同一个姓氏，这不免使我产生很大的好奇，而这种好奇也催生出很大的阅读动力，这也使我在阅读过程中，对其中人物的形容爱憎、悲欢离合、一颦一笑投入较强的情感，为其经历欢欣鼓舞、捶胸顿足、魂萦梦牵。虽然我也明白这样主动的带入，会为作者的主观设计所羁绊，不免有违批评的客观原则，但书既然是拿来读的，写的人写什么以及读的人从中间读出什么，这里面有循规蹈矩自然也会产生疏离，所以也不必太刻意保持距离。因为这样的原因，从3月份接到书一直到4月中旬合上最后一页，放下手边的书，它却早已不只是打印出的一部手稿，眼前时常会出现小说中的时空场景，个人心情也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一个个跌宕起伏的关键时刻。

一

▲《社树姚家》封面，图片由黄天顺提供（新西部网发）。

商业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其繁荣程度原本也不逊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司马迁的《史记》就专门列了一章，对中国前期的商业活动进行记载，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货殖列传》。文中对商人以及商业的活动给予非常深刻的思考和审视。在这样早的时间，在《史记》这样崇高的文体中给予商业活动以如此特别的关注，中国社会本应在后世将商业文化提高到主流文化行列。但之后的历史发展却显示，中国历朝历代更多的则是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商业活动带有很强的歧视，这也影响到了商人对自身职业的认识。在书中，姚德执意坚持放弃各个商号股权也要筹集经费重修社树村堡，可算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算起来这种“以商致富，以农守之”观念的改变，其实也不过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推想起来，天顺兄80年代上大学，受当时思想解放的影响，内心自然也经历了一段思想洗礼的过程。近一两年天顺兄从繁忙工作中挣脱出来，又开始热衷于研究陕商文化，我虽然将这种现象戏谑为干一行爱一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但想来，这样的热衷也事出有因。西方18世纪以来因重商主义盛行，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为农业商业孰轻孰重的千年之问画上了一个句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才又普遍认识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也相应地给予了商人以更高的地位。这自然是对传统认识的拨乱反正，应该说，这些前因后果的汇聚也才有了天顺兄这样一部为故乡商业家族树碑列传的皇皇巨著。而此一脉络的起承转合也赋予了天顺兄创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当然，一个人热衷于为自己家乡风俗人物树碑立传，大多是一方面源自于无法割裂的乡土血脉，另一方面则可能源自于少年时从家乡前辈口中所听到的各种掌故轶事，从而萌生了某种人生的志向。开始投入写作之后，这些幼年的记忆，构成了最原始的写作动力和写作素材，也正因为作者最终将先前的渴望诉诸笔下，抒发出自己质朴的乡情、激情与历史文化上的依恋，从而一逞儿时的梦想，才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将口头文学、文人写作与地方志融为一体的历史演义文本。这样的历史演义文本通常通过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对其中人物的遭际命运的交代也有始有终首尾相合，从而会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时空结构和意义结构，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演义惯常使用的写作方式。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讲，这种写法其实也算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一条主要发展路径，这样形成的文本往往会呈现出文史相杂的特点，一方面依史演义，另一方面又可补史传之不足。

▲《社树姚家》内页插图，图片由黄天顺提供（新西部网发）。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写作除了由自身乡土体验而延伸出一部乡土史诗之外，同时因为与中国乡土文化的特点相关联，往往也会使小说成为个人道德、家族品行与乡土文化的展示舞台。受新的商业观念影响，天顺兄此书的道德标准虽依然立于义利之争的基础上，但商人的形象却早已不再是低买高卖、满身铜臭、为富不仁，虽然社树姚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及其身后的家族被塑造为义商和儒商，赋予了很正面的社会价值，其实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去，即使是义商，对其基本的要求也不应是舍己为人损一人而利天下。回顾中国的商业史以及社会发展史，我们真正要从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的高度认识到，社会的商业逐利行为是社会的基本推动力，而不是社会的阻碍力量。既然认识到了商业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真正伟大的商业小说就应该揭示中国商业文化商业品格与制度设计之间的正向联系，正如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做的那样，营造出一个适合商人创新创业的社会体制。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国家与民争利，无视群己权界，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贫穷愚昧的根源。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任何时候对社会商业活动采取过河拆桥杀鸡取卵的做法，都是在重蹈历代封建主义买办主义惯用的伎俩，会使中国社会发展重新陷入低水平循环。

二

《社树姚家》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以摇曳多姿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展开，从明朝中叶到新中国建立前期，小说遵从中国历史演义的写作框架，演义出这样一部跨越几个世纪的家族更迭史、奋斗史巨著。如果说之前的《三国演义》为我们呈现了血脉贲张的战争场面，那么《社树姚家》则是为读者打开了领略商海波涛的一扇大门。其时空呈现之大，微观人物事件雕琢之细，都将读者引向那一段段令人振奋的社树姚家发展史和壮大史。在一代代姚氏族人的接续传承中，不管商号名称如何变化，而社树姚家在以商护民，以商护国经营理念的支撑下，随着历史的激流，载浮载沉，安然渡过了一个个波涛汹涌的历史激流，最终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和叹惋。其人其事真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此书真可称得上是纪实性小说。而纵观此书，时空梳理之难，材料经历整理之浩繁，正如同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所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社树姚家》内页插图，图片由黄天顺提供（新西部网发）。

除了为读者演绎一个个商业经营的成功案例之外，小说作者更着力于揭示陕商何以成功、姚家大院何以存续这一历史之问。带着疑问读完此书，读者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历史之问的答案。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共三十六章。小说以家族传承为经线，以每一个时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代表事件为横轴，对全书结构进行了精心编织，这样一来，每一代的故事人物就镶嵌在这一个个时空的方格之中，也使整部故事群峰并列的同时又错落有致。除了故事线索井然有序之外，天顺兄更着力打造叙事结构的一致性及完整性。每章讲完一段动人心弦的故事之后，都会在篇尾赋诗一首概括本章主要情节。通过这些简练概括的诗句，读者也可以清楚了解社树姚家的发展历程。全书刻画人物惟妙惟肖，一位位姚氏族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以一个个传奇生动的经历而跃然纸上。姚昂干采取联姻的方式迎娶陈雪娇，更是强强联合，壮大了经营的资本。太平军来了，社树姚家没有与之正面相抗衡，而是清楚地认识到，在钱财面前，保存有生力量才是保护家族的根基。其他像姚玉如、姚文青等人的事例，同样说明了，正是拥有基于传统文化之上所积累起来的商业谋略以及生存智慧，才是社树姚家之所以枝繁叶茂延续百年的基石。姚家与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的结识，在官场与商场左右逢源的局面，也不是官商勾结的“成功”案例，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姚家既注重商号发展又关心家族文化身份、道德身份的表现与努力。由此来看，除了勤恳开拓、厚道为人之外，拥有超于常人的生存智慧，才是姚家在沉浮不定的商海之中打下丰厚持久基业的先决条件。

通过天顺兄这本小说，读者可以明了，以社树姚家为代表的陕商，既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贾，更是讲求道义，胸怀家国的义商。中国传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在他们身上得到最集中的表现。因此，天顺兄这里的写作，已经不单单是为姚家树碑立传，而是为整个陕商群体树碑立传，为陕商这个群体争得他们应有的地位。社树姚家，是义商，更是深谙经营之道的商业家族。在经营方式上，在分红制度上，在人事任用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既有章可循又自出机杼，许多具体做法正暗合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正是姚氏一族具有忠诚守信的良好信誉，在事业发展规划上又有勇有谋，目光远大，才成就了这样一个历经百年而屹立不倒的商业家族。纵观全书，姚氏家族的智慧，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代人某一个人身上，而是一脉相传，代代递进，这是一个堪称解锁了财富秘笈的家族。通过这样一个家族的事例，更让人相信，中国商业文化生成于中国雄浑博大的传统文化，不管是理念的树立还是其身体力行，无不表现为一种强大的自我传承与耳濡目染的教化。

三

读完，不禁掩卷而呼：忠勇陕商，社树姚家，好个忠勇！忠，是忠厚的忠，是忠于的忠，忠于自己所选定的家族事业，带着陕西人的棒槌劲儿和认死理；勇，是勇敢的勇，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正基于此，社树姚家一代代人，才能不惧商场的波诡云谲，立足家族与国家的发展大局，带着战略前瞻性的眼光，在兵戈纷纷的危急局势之中，依然能够把握住家族的方向与沉浮，这是谋略，是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也是格局，是常人难以企及的生存智慧。

▲陕西省泾阳县社树村，姚氏宗祠旧址，图片由黄天顺提供（新西部网发）

观之于当下，在风云激荡的改革40年中，中国社会财富虽然获得了巨大提升，真正能做到利义兼顾的正人君子可谓凤毛麟角，而多得是泥沙俱下的牟利之徒。我想，社树姚家为代表的陕商之所以成为传奇被歌颂与铭记至今，并不是因为其基业百年不衰，家族生生不息；陕商被铭记，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商人的身份之外，将利与义如此和谐圆融地统一在一起。正是这种正确的金钱观与家族发展观，使得陕商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分支；也正是因为陕商的重情重义，使得陕商出于陕而名重于天下。

总之，在这本书里，我们贴近的，将不是人前满口圣人之言而人后唯利是图的商人；我们重识的，将是一代代有血有肉，忠厚智慧的陕西义商。一位位生动鲜活的姚家传人，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风云际会中，为姚家在陕商的历史中留下或深或浅，却鲜明不灭的印记；一段段昂扬奋进的商旅，都是姚家儿郎为家族荣光与国家兴衰所建立的历史功勋。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许多有志之士忍辱负重，不屈抗争，捍卫国家寸寸山河的奋斗史。对于社树姚家而言，他们虽不如沙场上浴血奋战，忠骨销魂的护国将士一般，金戈铁马为世人所见证和传扬，他们，却在自己白驹过隙的一生中，用生命与人格，守护了从陕西黄土地上走出的一张招牌，一个名号；也尽自己所能，以陕商的大气与预见，身体力行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家国情怀。

我相信，《社树姚家》的面世与热销，将使更多人认识陕商的忠勇好义，重温一个家族从默默无闻到兴盛壮大的光辉历程。能阅览此陕商奋进史，走进姚家大院背后的故事，天顺兄真可谓是为自己也树立了一个丰碑，实在是可喜可贺。愿此书被更多有缘人所识，愿社树姚的传奇，也激励今日商海鏖战的弄潮儿们继承前辈遗风，为中国现代商业的天穹增添更加瑰丽的景象。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姚明今，图片由黄天顺提供（新西部网发）

姚明今，新疆石河子人，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金融作协理事。曾任韩国韩南大学中国通商系助理教授，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及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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