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窑啊！我的东窑

张晓燕

历史悠久的泾惠渠北畔，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东窑村。这个仅有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却常常令我魂牵梦绕。

东窑村，又名东尧村，地处三渠镇庄头村和泾干镇冉村之间。村子的来历与我的祖上颇有些渊源。我的祖父张凤琪和其兄张凤奎，原是河南偃师城关镇北窑村人，早年流落此地。他们兄弟俩最早在此处建造砖瓦窑。后来，同乡王如意在今西窑村南也建造了砖瓦窑，两窑之间仅隔一条深沟，这样，一东一西，遂有了“东窑”和“西 窑”的来历。另有一说法是，本村人不忘本，遂取河南“北窑”之名， 自称“窑上”，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无从考证。

我曾听父亲说起过祖父那段“逃荒”往事，着实让人心酸不已。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堤导致黄河决口，造成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水灾等，河南因此引发了著名的大饥荒，河南人称为“遭年馑”，数万人沦为难民。为了生存，老百姓只能四处逃荒。1941年（民国30年），祖父们随河南偃师、巩县周边逃荒而来的难民们一路西奔。他们听说陕西的“泾三原，天下先”，尤其泾阳以“关中白菜心”著称，是远近闻名的产粮大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了能吃上饱饭，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陕西泾阳。当年随身的行头仅有一担两筐，一筐铺盖，一筐孩子，河南人也因此被当地人戏称为“河南担子”（谐音“河南蛋子”）。张家二兄弟，也就是我的两祖父，最早落户此地。后来，姻亲郑家六兄弟，还有其他乡党循踪而至，也在此地安家落户。

▲陈立华/画

这里原是北坡塬（丰埝塬或解甲塬）一部分，属当地人未开发的荒坡沟坎，当年曾是乱坟岗附属地，荒无人烟，不但无法耕种且常有野狼出没。勤劳的祖辈们发现坡塬的土质属性适合做砖瓦，遂因地制宜，建起了砖瓦窑。自我的祖父张凤琪兄弟起，先后建窑的有六七户人家，渐渐地瓦罐窑也相继建成。后来，货郎杨家、造风箱的毛家、赶马车的王家等先后聚居此地。他们初到此地，都依地势靠塬、沟坎、荒坡凿土窑居住。本村拓建者即祖父张凤琪、张凤奎，最早发现了东窑村这块倚塬傍水的风水宝地，并数次来往于陕西、河南两地，牵线搭桥，带着更多生活无着的乡亲们来到此地落脚，因此，在村民中威信很高。我的祖父张凤琪勤劳朴实，德高望重，却不幸英年早逝，留下年少的儿子——张泾祥（我的父亲）。父亲少年丧父、生活艰难，但聪颖好学，知天文识地理，集多种才能（文案、财会、书法、电工、电器修理、医学等）于一身，尤善机械改造，小型挖掘机、实心砖机、空心砖机都是他曾涉足的研究领域，并得到农机局技术人员认可，被十里八村送美绰“张万能”（此后绰号远播，许多闻名来访的外村人常将“张万能”误认为他的姓名）。他子承父业，一直从事砖瓦业，从明窑到暗窑又到排窑，不断发展壮大，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身体状况被迫停业，从此，东窑村砖瓦业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郑姓是张家之妹张桂莲之夫姓，原居于偃师北窑之邻村——窑头村，1942年寻亲落户本村。郑姓祖辈初以豆腐业为生，人丁兴旺，从军者颇多。先是老六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老大之长子郑全保、次子郑聚宝、老三之长子郑志安等也都参了军。老六郑俊卿、老大之次子郑聚宝分别参加过抗美援朝之金刚山（今韩境）战役、中印自卫反击战，并获得诸多奖章，成为郑家和乡邻们的骄傲。

东窑村民风淳朴，乡音不改。如陕西方言“棉窝窝”，本村人叫“棉靴”，把“女子”叫做“闺女”，把“我”叫做“俺”，把“屋里”叫做“家里”， 把“行”叫做“中”，把“干啥（阳平）”叫“弄啥（去声）哩”，把“揍（阳平）活（阳平）”叫“揍（去声）活（去声）”把“晕”叫“懵”等。给小孩取名常取“狗蛋”“孬蛋”“狗娃”“狗妮”“白蛋”“黑蛋”等， 讲究的是名字越难听、越俗气，娃越好养。天长日久，这里形成了河南、 陕西方言融汇的独特语言。年长的村民，有的至今还保留着河南腔的陕西方言，年轻一辈的，和老乡交流都是使用这种独特语言。

东窑村与泾惠渠有着难以诉说的情缘。因本村大多是坡塬沟坎的旱地，不平坦，虽背靠泾惠渠，却无法灌溉。只能靠天吃饭，早年以种植耐旱农作物棉花、红薯、烟草等为生。解放后，人多地少、闭塞贫穷的东窑村分得了附近庄头村、夏村、陈家村等邻村的土地。此外，乡亲们又以购买，或以棉花交换的形式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生产资料。“农业学大寨”期间，本村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通过手推车、挑担子，一锨锨、一筐筐，硬是将荒坡沟坎平整成了二百余亩的可耕地。村北地一直用泾惠渠之汉堤洞管理处所辖三支渠之南渠引水灌溉，1958年村西庄头抽水站建成后，村南渠边地才终于得到了泾惠渠的滋润，从此粮产丰厚，除缴纳公粮外，彻底解决了本村人的温饱问题。虽然泾惠渠改变了本村人命运，但因村主路即向西、向东渠岸一直是狭窄、泥泞且无护栏的土路，造成本村人出行、外地人来往极其不便，本村人皆对外戏称本村为“台湾岛”。交通闭塞一定程度影响了本村与外界沟通交流及经济发展。因路况太差，接二连三发生过好多起村民、路人不慎落水身亡的不幸事件，道路问题也成为部分外村姑娘拒绝联姻的首要理由，村民们对此渠是爱恨交加、五味杂陈，许多人更是孩提时便立下了长大要“跳出村”干事的“志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改善村民出行路况及突破村里经济发展瓶颈，郑九星（郑家老大之孙）、郑红权（郑家老六之次子）二人合力倡议，村上逐级申报，水利部门终于在村西架起一座横跨南北渠岸的桥梁，渠南渠北的连通使村里外出路况有了一定的改善。直到本世纪初，在党中央“打通最后一公里”文件精神指引下，村党支部书记高学民（张凤琪之外孙）带领本村人在渠北岸修成了一条东窑至冉村的水泥路，至此东窑才真正从闭塞的小村庄迈开了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在风土人情上，东窑村与邻村有着显著差异。比如习惯吃饭不放醋、喜食糊涂面（类似于拌汤）、浇面条等。初到此地，生活贫穷、风俗习惯的差异及语言不通，颇受当地人的鄙视，甚至欺凌。如本地人称他们为“客货人”（客居外乡之意），为“河南蛋”。在学校里， 本村的学生若与当地的学生发生冲突时，本地人常戏谑嘲笑“河南蛋、烧瓦罐，山东梆、坐一炕，说话就像狗咬仗”。因此，村子里的年轻人到了嫁娶年龄，都是找河南、山东逃难来的乡党联姻（我的母亲便是“黄泛区”山东曹县人，外公逃难至泾阳这一风水宝地后，强行将十七岁母亲携来与贫穷的父亲联姻，目的竟是山东若再次发生灾荒，亲戚们逃难能有个落脚之处）；也有回老家“诳婚”（小伙回老家极尽言语之能事，描绘婚后在泾阳衣食无忧的美满生活）带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村村民的生活习惯逐渐被本地人同化，也开始联姻。最早与本地人通婚的便是郑老六，其妻是地道的本地村民。

在生活习俗方面，东窑人基本保留了河南老家的习俗，小孩出生十天亲戚进行“小贺”，三十天会举行大的庆典，叫“过满月”。当地人则不同，“庆生”则是在小孩出生二十天举行“大贺”。除此之外，婚丧嫁娶的时辰也有很大差异，比如东窑村民若家中遇丧事，出殡时间在中午，而当地人则是在清晨太阳出来之前就结束出殡。河南人算七，两老人去世都以“全七”计算，而当地人第二个老人去世则有“连七”之俗，即“头七”最后一天为“二七”第一天……日常习俗上，本地人六月六（望夏）、麦稍黄等节令是女婿看望丈人，而本村人中秋、端午节则是父母去看望女儿、女婿。谁家添新丁了，有娘家人十天要送小米面，满月送大米面的习俗。

一个小村庄，也藏有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遗存。据县志记载：唐代大将郭子仪单骑退回纥，便是在现村西庄头抽水站之正对渠南地里（此地原属本村郑聚宝家所有，入社后归属庄头）。据郑聚宝描述，此处原有一碑上书“唐郭汾阳王单骑却敌处”，在“破四旧、立四新”时，被村里某年轻的激进分子砸毁。村东北约两里处原有一青石桥，曰“接驾桥”，相传为郭子仪被皇上接见时的桥。而村东有一条约五六米宽，二三米深，南北走向的战壕（也称轱辘壕），相传为抗战时的遗存，入社后平整为耕地。

八十余年过去了，人们早已模糊了外来人和当地人的差异，生活条件、乡村风貌日新月异，吃穿用度早也不再局限于温饱，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渠北岸下边已建成的宽阔的水泥大道，不仅杜绝了不慎落水悲惨事件的发生，还促进本村经济快速发展，村民也没人再提起“台湾岛”这个话题了。原先芦苇丛生、野雀乱飞的村口也改建成了四周花繁叶茂的村委会、娱乐广场。昔日村东北渠南侧的“野狐沟”（也叫犁沟），如今也已变成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美丽的产业新城休闲公园。本村与外村、甚至外省的年轻人自由恋爱、互通婚姻都成为普遍现象。

2018年起产业新城开始征用本村土地，建设美丽的新城公园和配套建筑。截至目前，280余亩耕地已征收完毕，仅剩十余亩耕地、六七亩旱地，人均已不满三分田了。老年人也领上了政府定期发放的养老金……新城整体规划以此段泾惠渠为中心，还将建成人造湖等人文景观。

不久的将来，东窑村或许将面临整体被拆迁的命运。对于习惯了在农家小院生活的老人们来说，失去三分土地后，似乎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钢筋水泥里的高楼生活并不是他们一生的愿望。令他们心生温暖的，是田园里耕作归来，远望见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们真正留恋的，是那片自己用一砖一瓦建造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农家庭院。

岁月增辉，天地增容，一代又一代的东窑人自力更生、不怕困难，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创造着美美与共的新生活。他们积极向上、诚实守信、与人为善、相互团结，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传递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先辈们的文化基因，我生于斯长于斯，东窑就是我生命中的根。

东窑啊东窑！生我养我的家乡，无论我身在何处，始终心怀一颗感念你的忠魂。东窑啊，我的东窑，我魂牵梦萦的母亲！

作者简介

张晓燕，泾阳县文化馆馆长，县女子书法家协会主席。

（本文选自泾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2年10月编辑出版的《泾阳村落》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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