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其经济发展较中部和沿海地区相对缓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积极探索,协同推进“降碳减污”,实现绿色发展对促进该区域经济的追赶超越意义重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内涵的解读
“降碳减污”协同效应指同时统筹大气环境等多领域减排要求,推动环境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其关注的重点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行。[1]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降碳减污”作为改革的具体措施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内涵。
(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的举措
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务必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确保每一项改革措施都紧贴民生需求,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降碳减污”是保障人民享有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和优美环境权利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绿色能源替代、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等手段,可以有效降低工业排放和交通尾气等污染源,减轻雾霾、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健康、舒适的环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能够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降低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发生概率,有效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人民基本福祉的重要性。
(二)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表现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建国之初“改造自然,杜绝水患”思想到《环境保护法》,再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呈现了我国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持续探索的演变路径。其中,“降碳减污”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措施,通过“降碳减污”,人类能够更加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降碳减污”还是人类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重要途径,只有持续推行“降碳减污”,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三)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点关注的领域
《决定》强调深化文明生态体制改革需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可以为“降碳减污”提供坚实后盾,是其顺利推行的保障。二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决定》强调了治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先进的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实现对污染源的精准识别和有效治理。此外,还强调了通过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作与联动,实现对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和有效管控的重要性。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决定》提出应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和体系,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意味着未来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应对工作。
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成就与挑战
我国西部地区疆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优越。该区域占地面积68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2%,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形成及“一带一路”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成果显著。但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方面,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一)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取得的成就
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西部地区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减少碳排放和污染排放的政策和法规标准,在治理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为“降碳减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宁夏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先后制定《银川市2023年碳排放权改革实施方案》等办法方案,确定了12项任务,明确9条措施,不仅推动了“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还促进了市域社会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
在污染治理方面,西部地区同样展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和坚定的决心。针对重点流域和水源地,区域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对排污超标的企业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些有力的举措使得域内环境质量获得显著提升。陕西省关中地区扎实推进“一市一策”精准治霾策略,在加强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同时,强化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应对,积极推进企业绩效分级管控,截至2024年,关中地区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2.7万户,实施动态清零,完成散煤治理320余万户。西安、咸阳、神木三市被确定为“十四五”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城市。超额完成“十三五”重金属总量减排任务。全省累计完成5542个行政村环境整治,直接受益人口超过400万。[2]
西部地区各省份依据自身条件不断对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其中,陕西省的能源消费结构由煤炭为主加速向多元化转型。2020年,该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较2012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及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8.4%,比2012年提高了8.0个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降碳减污”面临的挑战
虽然在“降碳减污”上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仍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挑战。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人才及科研投入方面均显不够,导致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推广及应用进度缓慢。尤其在一些偏远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制约了“降碳减污”技术的有效应用,使得区域环境治理能力整体欠佳。另外,绿色金融发展不足成为西部地区“降碳减污”面临又一挑战。受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风险评估机制不完善,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认知度不高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产业转型成本较高,企业向绿色化转型缓慢。[3]尽管西部地区煤矿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如果向第三产业转型,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还需要培训员工,有些地区的居民还可能会因为产业转型面临失业的风险,产业转型成本巨大。
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对策
(一)以科技创新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科学技术的创新可以为环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鉴于西部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较为缓慢,并且资金投入有所欠缺,所以应该从研发、成果应用转化及预警机制三方面下功夫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加大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聚焦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碳捕集与封存等关键技术领域,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机制,促进环保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共同研发环保新产品、新工艺,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覆盖广泛、反应灵敏的环境监测网络。同时,建立健全环境预警机制,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二)以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改善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方式,促进转型升级是实现绿色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西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引导企业“数智化”转型同时完成“降碳减污”,通过组织更新、流程再造和数字化导入提升智能化水平,促进工业生态效率切实发挥“降碳减污”作用;[4]由于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具有波动性、长期性的过程,所以政府与企业应合理规划转型步骤,逐步完善政策,听取民意并调整,保障居民权益;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鼓励公众使用节能环保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三)以区域协作实现联防联控机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需要各个地区加强合作,只有各地之间建立合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促成预期目标。因此,西部各区域应建立合作机制、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以及实施试点项目。首先,建立跨区域环保协作机制,共同制定环保规划、标准和政策,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方式提升环保效率与效果;其次,针对域内河流众多、流域广泛的特点,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建立监测网络,实施水质保护和生态修复等工程,同时加强上下游省份的协作配合;最后,结合区域内各地资源条件、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各行业发展背景,实施差异化政策,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协同推进治理模式。
(四)以政策法规强化制度供给保障
“制度稳则国家稳”,完善的政策法规可以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提供坚实的保障。西部地区在资金筹集、碳排放管理及实施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待完善,因此,政策制定应聚焦于此。针对资金问题,可以推行绿色财政和绿色金融,落实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并在试点项目探索碳税征收形式,将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成本转化为生产经营成本,以期达到“降碳减污”的效果。现行碳交易仅有《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行政法规做支撑,而排污交易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法律层面规制。碳核算、碳排放权交易、气候投融资等政策工具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均进入了政策试点阶段,待经验成熟后应纳入立法议程;同时,建立健全环保监管体系,加强对重点区域、行业的监管,提升环保执法队伍水平,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此外,还可以借助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具对领导干部责任履行进行评估,防止出现执法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参考文献
[1]刘华军、张一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实现方略》,载《当代经济科学》,2024,46(03):32-44页。
[2]《守护绿水青山 增进民生福祉——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年发展综述》,载《陕西日报》,2022-10-12(010)。
[3]陈志刚、陈子璇、桂立:《绿色金融发展对中国253个地级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检验》,载《科技管理研究》,2024,44(11):218-226页。
[4]殷阿娜、邓思远:《资源型地区工业绿色转型推进减污降碳作用路径研究——基于河北省绿色转型成效评估分析》,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12):57-61页。
作者简介
赵杭莉 西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程雪薇 西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