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篆刻发展现状

文/赵熊

前人说“笔墨当随时代”，反过来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特质，即便是同一时代的艺术家，因为个体生命的不同，阅历、感悟的差异，结果必然不同。针对往昔的艺术家及作品而言，缺憾或者存在，所谓的改进，其实并无意义。倒是作为后来者，自然要以前人为镜，辨优劣、鉴得失，以匡正自己的学习与实践。

我们都明白，审美是一种极具主观意识的思维过程，并无绝对的标准可言。如前举王、陈、吴、齐四位作品的品评，也只是个人的审美经验或标准，“同予者”或众或寡，也不过“一家言”而已。“环肥燕瘦”式审美偏差将会永久存在。

赵熊老师近照

俗话说：“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不必讳言，同行中可能存在着这种相轻的现象。之所以“看不起”，实质是“自大”“自满”在作祟。往大处说，中国倡导“全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全球一体化的精神，遵循的许是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的君子理念，目的在于共荣共享。往小处说，牡丹花再好看，也不能满世界唯此独尊，“我花开处百花杀”（改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句）。多样性的表现，本就是地球生态的一种客观性存在，在人文领域又岂能有别于自然环境呢？

篆刻在当代依然具有实用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以“防伪辨奸”为印章最初功用这方面，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已退化了不少，但作为有艺术属性的篆刻仍在隐、显两方面展现出其实用功能。书画家及书法爱好者不可或缺的姓名印、斋号印、闲章，还有鉴藏家、读书人的鉴藏印等，无不是显性实用的例证。而中国书法篆刻所选取的文字内容，无不包含有精神、境界、情感等具体内容，使得作品在表现艺术性的同时，有着宣传、教化的文化传播作用。如诸多主题性篆刻的创作，其选取的内容大多为传世的经典之作，文辞典雅、精神向上，这些都可以看作篆刻实用功能的隐性表现。

有些人对艺术的“实用性”很忌讳，甚至觉得有了“实用性”便降低了艺术的成色。我以为，篆刻包括书法从来都不是所谓的“纯艺术”，原因很简单，书法篆刻创作的基础和媒介都是汉字，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工具，所以书法篆刻永远都割不掉“实用性”的尾巴。保留有部分“实用”的属性并非坏事，因其实用，所以才能接地气、结善缘，使之生存于自然形态中，也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如若将书法整得像“天书”一般，恐怕也就距离列入“濒临灭绝生物”名单不远了。

赵熊老师在社科院举办画展上题词留言

哲学家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势的一对哲学命题。换句话说，既没有绝对的必然，也没有绝对的偶然。国展的缘起及运行，其目的在于弘扬传统、振兴艺术。参与者难免会以之前的“成功者”为参照，产生迎合、效仿的心理，作品风格也就容易趋同、相似。客观地看，在包括国展在内的一些大型展览活动中，篆刻作品的确存在着上述现象，但即便在同一类风格中，差异和变化也还是有的。并且，在“两极”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游移、变化的形态。

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形态具有“流行”的特点，如乐坛上先后流行的港台风、西北风、校园风、说唱风等，在某个阶段里可以风行一时，延续起来看，“流行”即意味着变化。如此，也可见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篆刻因其风规久远，并受印面尺幅及形式（以方形为主）的限制，其实颇难流行变化。总的来看，在某一时段或者有所偏颇，但发展趋势仍是良好的。

书画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巍为赵熊老师颁发聘书

艺术简历：

赵熊一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顾问

赵熊，字大愚，别署药石庐，面墙斋，风过耳堂。1949年2月1日生于西安。幼喜书法篆刻，1972年师从陈泽秦。1982年加入中国书协。作品参加第一、二、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第二、三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和第二届全国篆刻展览，并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及国内外数十种作品集。论文入选全国第三、四、六届书学研讨会。

赵熊是陕西书坛思维敏捷，博学多识的实力派艺术家，在书、画、印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融众艺为一体，大器晚成。赵熊在篆刻艺术上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亦最高。他从金石文字学入手，在对传统印章艺术形与神的研习和体味中进行了极扎实的训练，练字炼意，求形取神。他的篆刻取法广泛，战国古玺、秦汉印章及明清各家，莫不潜心研习，具有深厚的艺术积累和造诣，使作品既有浓厚的传统韵味，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他的书法功力扎实，诸体皆能，尤以篆隶和行书著名。赵熊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功创造在于集多年深厚的篆、隶基础，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五分书”，即以篆书之形，表隶书之神，篆隶笔法各取一半，入古出新，气势磅礴而旷达。在积极努力进行书法篆刻创作实践的同时，赵熊亦注重书法篆刻的理论研究与基础教育，出版有《赵熊篆刻集》、《米芾蜀素帖技法赏析》、《怎样学隶书》、《篆刻十讲》、《中国篆刻百家·赵熊卷》等近二十种书法篆刻书。

作品欣赏：

（责任编辑 姜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