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忠近照



70年陕西中国画的发展与自我更新

——对新时期中国画审美体系建构的思考

文/张文忠

内容提要：建国70年来，陕西的中国画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回顾这些成就的时候，不能忘记陕西曾掀起过的三次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创作高潮：第一次，是建国初期以赵望云、石鲁领衔的“长安画派”以及西北艺术专科学院（1960年改名为西安美术学院）以刘文西领衔的教师群体进行人物画创作；第二次，是以“秦文美”美术创作组进行的毛主席在陕北十三年题材进行的人物画创作；第三次，就是大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在世纪之交前后达到新高度的中国画创作高潮，其中有被称为“乡土表现主义”的画家群体，及部分70、80后画家的创作。通过对每一阶段突出的画家个体的思考梳理，来看看经过70年的演变，陕西中国画创作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认识当下陕西的中国画审美体系得到的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70年；中国画；发展；自我更新

赵望云《山林春耕》

陕西的中国画发展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已有70年。这70年时间意义非凡，如果说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关怀和发展紧密相连，那么每一阶段新的绘画形式出现也都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相应地，绘画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视觉图像，进行自我更新。建国初期，讴歌新中国建设、描绘劳动人民、赞美革命英雄人物是时代的必然，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需要服从于歌颂新社会的需要。包括陕西画家在内的先觉者们顺应时代，开始了热情似火的创作，他们通过绘画来表现新社会，中国画面貌在历史前行的脚步声中焕然一新。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的中国画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石鲁《转战陕北》

陕西处于内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地理位置相对闭塞、落后。但是，陕西恰又是一个并不封闭的地区，因为自来这里的文化资源丰富，便于各种观念、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有其它地区不具备的人文优势。从民国走来并定居西安的赵望云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起便开始画平民生活，其关注平民视角的艺术主张恰与建设新社会的艺术形态相适应，正如赵望云的学生、著名画家方济众所说：“望云老师20年代末到40年代探索的路子和解放后新的时代很自然地接上了轨，没有格格不入之感。”而从延安来到西安参加工作的革命美术青年石鲁，则走着和赵望云不同的路子。石鲁在延安时期思想意识便接受党的艺术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创作上年轻时便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态度，如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古长城外》《幸福婚姻》等，描绘的就是社会主义新生活，与当时中国画坛的倡导的即赞美新中国建设要求保持着一致。不过，生活在西安的其他一些画家，过去画传统，经常以小桥流水、明月松间、花卉小草类格调入画，面对新社会的思想转折，如今要在画面上出现歌颂劳动人民的场面，自然在形式上和技法上要费一些功夫，这关乎到画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改造问题。

何海霞《山水》

按现在眼光和价值观来评判当时，觉得传统和现实是不矛盾的，对传统绘画和对中西融合的各自撷取，是中国画发展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两种方法，没有高低之分。但是萌源于上世纪初期关于中国画前途的争论，传统绘画观念与中西结合的现实绘画理念的矛盾，两条现在看来应当并行不悖的绘画理念当时却各不相让，传统看不上革新，革新又排斥传统。这种状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无论传统或革新，在艺术创作上都要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服务而理念逐渐趋同。如在上世纪50年代，工作、生活在西安的一批画家，何海霞、蔡鹤汀、蔡鹤洲、叶访樵、康师尧、冯友石、袁白涛、陈瑶生、李梓盛等等，无论他们过去对画画持何种立场，现在他们接受党对文艺的新路线、新政策，愿意主动改造中国画，而赵望云的人生艺术观、石鲁的革命现实观恰恰与党的路线相一致。那么陕西画家围绕他俩进行借鉴、创作，陕西的中国画创作便占了先天优势。赵望云的出生与经历决定了他一直与大众生活在一起。不同的是他是民众里的“画家”，他就曾自诩为平民画家，他愿意把民众的生活用画来表现，他的情感、立场与普通人是一致的，他画民众就是他对人生的思考。而石鲁则不同，在民国社会，他能从四川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出走，自愿选择到参加革命，他接受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就是因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面对落后的中国，期盼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变革，促进社会进步，因而，他的画总是充满革命的朝气。赵望云、石鲁两人在当时又领导着陕西的美术工作，能够起到带头和榜样的作用，所以说陕西的中国画，沿着赵望云、石鲁的创作理念，在全国美术界很快脱颖而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方济众《思路风情》

小结：今天我们回顾五十年代，可以看到，陕西的中国画创作有这样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从他们活动的地域来看，赵望云、叶访樵来自河北，石鲁来自四川，张寒杉来自贵州，何海霞来自北京，蔡鹤汀、蔡鹤洲、郑乃珖来自福建，王子云来自安徽，陈瑶生、康师尧来自河南，罗铭来自广东，刘文西来自浙江，陈忠志来自广西，李世南来自上海，以及西安本地的冯友石、张义潜、王子武等等，当时聚集在西安的这么多画家，他们大多来自国家的大江南北，有的还有留学背景，多元化的思想交融使他们有可能更深地介入到创作之中，这种情况看全国发达文化地区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从他们文化修养来看，他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又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这使他们能够清醒审视新中国的现实，对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充满激情、期待，并以各种方式投入其中。从他们创作来看，尽管有传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新的艺术思想观念，所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新”的绘画，这与当时新社会的主流是一致的，是顺应时代的。所以说五十年代陕西中国画也是新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鹤洲《春燕》

二

进入六十年代，陕西的国画家们经过深入生活中写生，挖掘大西北特别是黄土地呈现的自然美，他们的绘画创作日渐成熟，特别是1961年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李梓盛等人，以“西安美协中国画创作研究室习作展”的名义，把他们在印度、埃及以及西北生活中的艺术实践创作出的作品，以集体的面貌展示给全国观众，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举办展览，引起美术界的轰动和关注。这次巡展的作品给当时萎靡的中国画界带来新风，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粗犷、豪放的艺术感染力，评论界惊呼“长安画派”来了，“长安画派”的崛起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美术界的一件重大事件。可以说，从开始被称为“关中画派”“窑洞画派”到后来人们约定俗成统称为“长安画派”的成立意义非凡。因为在当时的全国文化领域，受苏联政治文化影响，形式主义甚嚣尘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深层的动机则是回避艺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强化画家对现实的虚构与编造，当时的中国画坛主流派的艺术家受这种教条主义影响，否认中国民族传统绘画，推行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一统文化，所以他们把中国画统统称为“彩墨画”，一时间民族传统绘画受到排挤，中华民族艺术似乎掉进了深渊。恰在此时，从陕西出发的画家，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为艺术主张，大胆用传统的笔墨开拓创造出崭新的民族艺术形式。不言而喻，人们通过“长安画派”仿佛看到了中国画复兴的新曙光。

秦文美《幸福渠》

当然，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事业是否繁荣，归根结底还是要看那里的人才储备是否优秀。五、六十年代的陕西画坛，除了集中在美协周围的一批画家以外，陕西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解放伊始国家便在这里建立了西北艺术专科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美院），西北艺术专科学院的成立，很快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美术教师队伍，刘蒙天、王子云、邱石冥、陈瑶生、罗铭、郑乃珖、叶访樵及刘文西等等，这些美术教师也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陕西，支援祖国大西北的美术建设事业。王子云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雕塑家，为人正直、敬业，对陕西的美术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多年后，他的学生，已经成名于中国画坛的王金岭先生回忆道：“王子云老师上课的时候讲中国美术史，每一句我听得都激动地不得了，每个礼拜上中国美术史，我就等，专门听王子云老师讲课，听完了我消化一个礼拜再继续去听。为什么这样，因为王子云老师满脑子都是他的艺术感受，他对艺术的理解，真知灼见，他把学生都当做智者，没有说哄学生，所以我从上学时期就崇拜他”。邱石冥先生作为一名美术理论家，1954年发表在《美术》杂志1月文章“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对王逊提出国画创作“单纯以笔墨评判艺术价值标准已经过时”论的批评，由此引发关于中国画如何发展的大讨论。而刘文西作为1958年来到西安美院参加工作的青年画家，早年便享誉中国画坛，他当时被赞誉为中国四大人物画家，与黄胄、方增先、杨之光齐名。他用中国画的方式描绘了陕北人民的生活，立起了一块中国美术史的丰碑，给画家们树立了一个长期坚持深入人民，扎根生活，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榜样，在中国美术界也是属于鲜见的、旗帜型的人物。比如他早年创作的《同欢共乐》《在毛主席身边》等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浪漫手法，扎实的素描和色彩功底，考究的布局构图，在全国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他的学生、现在的西安美院院长郭线庐讲的，“刘文西老师是中国美术事业发展和建设史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是中国画新时代发展的丰碑式代表。

叶访樵《花鸟》

总之，新中国的建立使陕西的中国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无论是以“长安画派”为代表接受新文艺路线的画家，还是以西安美院人物画创作教师为代表的画家，他们选择党的革命文艺路线，体现了新中国美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殿堂走向民众。但是当时的陕西画坛，还有部分采用传统方法进行创作的画家，他们显然处于劣势，这一类画家以画花鸟居多，比如蔡鹤洲、蔡鹤汀、叶访樵、袁白涛等，他们的作品虽然影响也甚众，但往往由于无法突出表现那个时代特征，而被视为落后时代的表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被视为传统守旧者，他们的画不能够进入大雅之堂。比如蔡鹤汀的画就因为这样的问题被从悬挂人民大会堂选画里撤掉。但是他们对于今天陕西国画的发展，也同样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今天我们美术研究者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刘文西《山姑娘》

小结：回望五、六十年代，陕西的国画家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体系，那就是对中国新绘画模式影响巨大的“长安画派”和西安美院教学体系，这两种体系的审美追求引领着陕西的中国画发展。在这期间，无论是山水画领域的反映新中国建设风貌的劳动场面，如赵望云的《宝成铁路建设》《三门峡水利工程》，何海霞的《西岳峥嵘何壮哉》《看山还看祖国山》，还是石鲁的《转战陕北》《东方欲晓》《东渡》，刘文西的《解放区的天》《毛主席与牧羊人》等人物绘画，都在中国画坛引起过强烈关注。不过相对而言，在大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人物画的关注度还是更高一些，因为它更便于直接宣传党的方针思想，人物画创作更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宣传的工具。自然，陕西的人物画创作，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对陕北红色革命的赞颂和描绘，是生活在陕西画家血脉里流传的天然基因。围绕着石鲁创作的红色经典绘画题材《转战陕北》《东渡》所引起的政治波澜，既给石鲁带来灾难，但是石鲁“身后名”与此也不可谓没有关系。

陈忠志《黄河儿女》

三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更年轻的一代画家涌现出来。这些画家既有受“长安画派”的影响，又有在美院求学或教学的经历，除了刘文西，如陈忠志、张义潜等的人物画也在当时享誉全国。对于人物画创作，学院派教学体系的优势便显露出来，他们受陕西本土文化特别是陕北红色文化的熏染，很快便崭露头角，如在人物画领域特别是描绘毛主席在陕北13年的绘画题材，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重大的影响，他们被誉为“秦文美”画家群体。“秦文美”大意这样解释：“秦”代指陕西，“文”代指省文化局，“美”代指美术创作组，“秦文美”是陕西省文化局领导下的美术创作组的简写，在“文革”特殊年代，社会不提倡个人成名主义，所以笼统地用组织名称代替个人名字。“秦文美”是1972年陕西省为迎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而成立起来的。这个展览被称为“文革”期间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美展，包括了“文革”以来创作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因此，展览的意义也被看成是“文革”美术成果的检阅，受到了美术界的广泛关注。“秦文美”刚成立石鲁便担任顾问，刘文西、蔡亮、杨国杰等人都是创作组成员，今天在世的大致还有谌北新、周正、郭北平、高民生等人，人们在这次展览中发现了过去未有所闻的“秦文美”，由于“秦文美”的作品有着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题材风格， 从此“秦文美”正式在中国美术界扬名立传。

王西京《戊戌六君子》

岁月荏苒，从“秦文美”创作组的成立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秦文美”红色经典绘画题材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冷落到今天的重新高度关注，有关研究红色美术题材的发展轨迹在中国画坛呈现曲折攀升的态势。特别是当代美术界对红色文化、红色美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红色美术的历史意义开始凸显。红色美术以鲜明的画面风格、题材内容诠释着特殊的历史价值，“秦文美”作品作为这段特殊历史的载体而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将更加备受关注。比如秦文美经典画作《幸福渠》前些年再度问世便在北京拍卖了四千多万元，经济价值证明了它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罗平安《无题》

小结：“秦文美”是中国美术史上关于红色绘画绕不开的话题。研究“秦文美”，当然更要关注“秦文美”创作组成员。因为四十多年时间，当年的美术青年，今天他们或已步入花甲，或已离世。那么，研究他们的成长道路，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美术发展，就多了些帮助，这是摆在我们美术工作者面前急切要做的事情，因为时间不等人。

赵振川《沟里人家》

四

进入改革开放新的时期，中国焕发出新的活力，社会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民族复兴进入了新时代。表现在绘画领域，与时代的变革进步是同步的。开放意味着对过去“文革”僵化社会模式的反思，过去单一的绘画创作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对社会变革的复杂性的表现，也难以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的审美需求。在其他发达美术地区，众所周知，首先是“伤痕绘画”的出现，接着又有“八五美术运动”、“新文人画”以及后来的“实验水墨”等等观念和形式的出现，反传统与坚守传统的、“中国画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守住中国画底线”，等等，各种论调的出现，其实仔细观看这些观点，免不了又是传统与创新的又一轮争论，仍旧是中国画面临新时代变革如何适应审美的问题。

崔振宽《山非山雾非雾》

但是在中国画坛格外热闹和喧嚣的过程中，在陕西，随着老一辈“长安画派”时期画家们的相继离世，五、六十年代从学院毕业并成长起来的画家们，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为第二代陕西画家群体，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纷争中静静地画着画，无论外界各种艺术思潮如何冲击，他们继续坚守着陕西文化特有的原则和秉性，钟情于从周秦汉唐文化中探索，钟情于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感悟，钟情于从陕西独特的民间艺术中开拓新领域，钟情于从“长安画派”前辈们身上汲取营养，当然他们也不拒绝从外来绘画语中吸收新鲜血液……。

王有政《悄悄话》

今天回看，当外面的喧嚣过后，大家需要冷静时，突然发现陕西这些闷头画画的画家们在悄然出着成绩。可以看到：在人物画方面，王有政作为刘文西的学生及艺术观念的践行者，从1980年的第五届全国美展获银奖起，连续五届20年时间每届都获奖（除了第八届全国美展不设金银铜奖但设优秀奖依然获得），实至名归的获奖专业户，他的写实绘画实力有目共睹。他之后的杨光利依然走着和王有政一样的道路告诉我们艺术传承真的是有序的。以刻画农民形象著称的画家郭全忠，早年他的成名作《万语千言》，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解放后再现周恩来回到延安时的情景，表现总理在看到陕北农民仍然生活艰难忧心忡忡的情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形神兼备，代表了写实主义高水准的绘画水平。但其后，郭全忠不再用写实手法来描绘人物，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用写意的手法来关注社会、力图从文化的层面揭示民族的生存状态，具有某种批判意味。而他的女儿郭茜，代表了新一代的审美图像，基本不描绘农民生活，但更多描绘的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当下，与新生一代的审美趣味契合。陕西出现的另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画家是邢庆仁，曾获得过全国美展金奖，同样多以农村为题材描绘，被称作“乡土表现主义”的代表。他虽然出身学院派，有扎实的写实功底，但他后来和郭全忠一样，在他的写意人物绘画作品中，情节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感觉；人物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每每出现，便令人惊艳。从广西来到西安美院教学的陈忠志先生，他的人物画学术性强，思想性高，青年时代就驰名于中国画坛，曾以国家总理名义赠送外国元首，更有《黄河儿女》入选全国语文教材，他画画提倡写意精神，显然后期走了石鲁一脉。当然，李世南的大写意，王子武的中西融合画法，王炎林的民间美术元素，王西京的线描古代人物以及张义潜的历史古典人物题材，等等，他们都给陕西的人物画整体添了彩。纵览陕西的人物画创作，他们大多是在学院派绘画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即便是近些年仍然在人物画创作上有影响的第三代、第四代，仍然不约而同从写实逐渐向写意过渡，描写自己的心性，体现了当代绘画的精神去向。正如评论家张渝先生讲的：较之于石鲁一代的主题性创作，当下的陕西画家，比如张立柱等人则并不专在事件与历史中导找意兴，而是把笔墨更多地倾泼在不关宏大主题的小人物们的衣食住行上，进而显示了一种当代趣味与意义。

郭全忠《不再俯仰的山庄》

在山水画方面，赵振川作为被张汀先生誉为“长安画派，后继有人”的代表画家，在继承“长安画派”重视生活与尊重传统的同时，致力于在中国文化精神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中，用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对自然和生命本体之美的颖悟。他的画风于厚重深沉中不失灵动，宏阔幽远中更饶意趣，其精妙的笔墨所透散出的流动气息，显示出国画笔墨表现方法新的自由和活力。崔振宽的山水从水墨到焦墨，从优美到壮美，从写实到写意到加强抽象与表现，他的艺术风格一直在演变，他一直在路上探索。陈国勇多年来一直着力于中国山水画的探索和创作，作品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内涵，讲究传统笔墨技法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罗平安的画一反传统长安画派以墨为主的技法，大大强调了色彩的魅力和整体的色调，落墨极重，落彩也极重，骨法用笔，墨线短促力健，彩线紧劲密匝，相接相渗，“如织锦般画出了硬朗、坚实的物象质地，也画出了浓郁热烈的生命活力。”纵观当代陕西的山水画，从“长安画派”老一辈画家到第二代传人，再到目前活跃的第三代、第四代等中坚力量来看，目前的山水画创作队伍多受“长安画派”影响，画风浑厚苍劲，与南方一代绘画风格保持着距离。

邢庆仁《黄昏的乡村树下》

在花鸟画方面，陈子林笔下的没骨梅花，水墨荷花，素气牡丹，空谷幽兰，张张不落世俗的静气、文气，那是他一贯坚持的做人原则，不为人世所困，不受媚俗所惑，不肯放弃传统人格精神和道德价值。江文湛的花鸟画，充满书卷气，以书法入画、以线造型，笔简意骇，肆意挥洒。王金岭先生，画画不拘表面形式，注重自我感觉，花鸟、人物、山水，随景、随情信手拈来，巧妙而独特。张之光先生，画画以大笔浓墨进行铺张和宣泄，注重感觉的捕捉。后来，掺入了金农、齐白石与陈子庄的笔墨技法，逐渐向清丽柔美和黑白灰强烈对比构成性方向发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风格面貌。第三代第四代花鸟画家呈现出一种现代审美的意象气息，代表了当代陕西画家的一种新思路、新探索。

江文湛《对话》

但是当前陕西花鸟画的创作也存在些问题，由于传统程式的约束，导致新人难以出头，许多年轻画家把学习传统技法、程式误认为就是单纯学习传统。其实，一味追求绘画程式对于艺术创造来说是致命的，它鼓励的是模仿，而不是创造精神。所以，目前陕西的花鸟画发展和其他地区都面临着一种困境，那就是作品缺乏活力，时代精神感不强，或借助于古人作品加以改头换面，或对今人的作品进行东拼西凑，出不了感动人心的作品。

王金岭《大吉图》

小结：介绍了这么多目前还活跃在陕西美术界的画家群体，陕西中国画创作近些年来日趋低迷却也是事实。我们从全国的一些大型画展上观察到，与有些省份逐渐兴起的创作力量相比，陕西逐年落后，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历届国展，陕西的画家无论是获奖甚至连入围都日渐凋零，我想，陕西作为一个美术大省，其文化底蕴和资源优势是得天独厚的，随着“长安画派”前辈们的离世，之后的二代画家如今也相继年事已高，当代的第三代、第四代画家群体怎样利用好这些资源，并在前辈们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辉煌，还需要不懈努力。

陈子林《池水映天碧》

总结

研究70年陕西中国画的发展，“长安画派”及西安美院绘画教学体系的形成，不仅因为它是奠定陕西中国画大省地位的重要的课题，而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陕西已经形成一支庞大而且有实力的创作队伍，他们坚定地走自己的创作道路。不管是画新中国建设绘画题材，还是讴歌伟人、英雄人物的红色经典，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多元化文化精神诉求的描绘，陕西的这些画家大多都能够耐着性子不为时风所动，勤奋地耕耘着脚下的生活沃土，执著地打造足以令陕西人骄傲的绘画精品，不断地探索能够代表当代美术发展趋势的艺术语言，寻求新的自我超越。在坚守艺术共性的同时，这些画家以各自独特的绘画语言，展示着五彩缤纷的个性特征。当我们站在新时期历史征程的今天，再回眸陕西美术的时候，我们分外地怀念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开拓精神，我们更欣慰地看到一代新人沿着老一辈的足迹，不断地书写着新的辉煌。梳理过去、审视当下，希望我们在总结和反思中推进陕西中国画的发展。

姜怡翔《报春花》

参考文献：

[1]《行行重行行》孙美兰/文，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画大师赵望云》一书。

[2]刘星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传统艺术精神的守护与超越》《绪论》注释，第15页。

[3]易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第一章《在红色的天空下》。

[4]2019年7月11日郭线庐在纪念刘文西先生追悼会上发言稿。

[5]“伤痕绘画”一词语见吕澎、孔令伟主编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与陈述》高小华/文《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伤痕绘画”》。

[6]《陕西日报书画特刊》2002年7月15日张渝/文《作为话语资源的农事经验——关于陕西画坛的一种宏观描述》

李玉田《喜迎春》

李云集《春深杏花乱》

王保安《西樵云门 》

刘西洁《于右任》

作者简介：

张文忠一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

张文忠，现为西安书画学会会长、西安美协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民乐墨情》报艺术顾问、《画韵中国》杂志理论部主任。自九十年代中期先后在经贸报、三秦都市报、经济新报等媒体从事工作，在陕西省信息中心创办《人文风情》杂志担任主编，2003年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长安书画魂》，2005出版《文化陕西》、2006《陕西才女画家作品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长安墨韵》（花鸟、人物、山水、综合西安出版社）等系列画册，主编《当代陕西十名国画名家集》《当代陕西十名书法名家集》；先后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华商报》《美术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上百篇，论文《陕西美术70年》入选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主办的《高原论坛》；策划迎国庆《红都陕北美术作品展》（北京展、西安展），策划全国实力派6画家走近陕北采风活动，《文字与图案之美 /赵振川先生跋秦汉瓦当展》《翰墨筑梦-当代陕西书画名家邀请展》《陈子林画展》《境与性会-陕西望贤书学会走近青海》《诗意山水画神韵/候声凯画展》《曲江春吟 翰墨留香-西安威斯汀酒店五周年店庆国画展》《不负韶华/赵雍白画展》《尚雅/迎三八西安女艺术家画展》《长安明月夜雅集》《不忘初心 水墨颂世/2019画韵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风起长安2023书画艺术特展》等。

编辑/牛泾民

（责任编辑 姜丹）